作者：梁衡

清代的左宗棠是以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收复新疆的武功而彰显于后世的。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死后谥号“文襄”，而人们对他最没有争议的纪念竟是一种树，并不约而同地呼之为“左公柳”。可见和平重于战争，生态高于政治。环境第一，生存至上。

　　绿染戈壁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柳，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算得上是中国官僚史上的一个奇人。按照古代中国的官制，先得读书，考过乡试成举人，再参加会试、殿试，然后一步一步地往上熬。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陇亩，他是抱着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的。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而且除让他施展胸中的兵学、地学外，还要挖掘他腹中的农林水利之学。

　　面对赤地千里，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我特别想找到这个“檄”和“令”，即他下达的栽树命令的原文，史海茫茫，文牍泱泱，可惜没有找到。好在其它奏稿、文告、书信中常有涉及。他的《楚军营制》（楚军即湘军）规定“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意为只要是）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你看，他实行的是严格的责任制。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由于这样顽强地坚持，左宗棠在取得西北战事胜利的同时，生态建设也卓有成效。左1866年9月奉调陕甘总督，1867年6月入陕，到1880年12月奉旨离开，在西北十多年。他刚到西北时的情景是“土地芜废，人民稀少，弥望黄沙白骨，不似人间光景”。到他离开时，中国这片最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绿色长廊。他在奏稿中向皇上报告返京途中所见，“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这对夕阳中的大清帝国来说真是难得的欣慰。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左宗棠的绿色情结也还远不只是沿路栽树。他不但要三千里路绿一线，还要让万里河山绿一片。至少还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种桑养蚕，引进南方的先进耕作，还亲自在酒泉驻地栽了几百株桑示范。蚕桑随之在西北逐渐推广。二是美化城镇，改善环境，听说国外有“公园”，左将总督府的后花园修治整理，定期向社会开放。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秦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就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春风玉门

　　在清代以前古人写西北的诗词中最常见的词句是大漠孤烟、平沙无垠、白骨在野、春风不度等。左宗棠和他的湘军改写了西北风物志，也改写了西北文学史。三千里大道，百万棵左公柳及陌上桑、沙中湖、江南景的出现为西北灰黄的天际抹上一笔重重的新绿，也给沉闷枯寂的西北诗坛带来了生机。一时以左公柳为题材的诗歌传唱不休。最流行的一首是左宗棠一个叫杨昌浚的部下感叹：“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杨并不是诗人，也未见再有其它的诗作行世，但只这一首便足以让他跻身诗坛，流芳百世。自左宗棠之后，在文学作品中，春风终于度过了玉门关。

　　如果以杨昌浚的诗打头，顺流而下足可以编出一部蔚为壮观的《左公柳诗文集》。这里面不乏名家之作。1934年春，小说家张恨水游西北，是年正遇大旱，无奈之下百姓以柳树皮充饥。张有感写了一首《竹枝词》：“大旱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1935年7月，名记者范长江到西北采访，左公柳也写入了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杨柳相望，水渠交通……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民国期间，诗人罗家伦出国途经西北，见左公柳大为感动，写词一首，经赵元任谱曲成为传唱一时的校园歌曲：“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天山溶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滔滔。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更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至于民间传说和一般文人笔下的诗画就更见真情。西北一直有左宗棠杀驴护树的传说。左去世后不久，当时很有名的《点石斋画报》曾发表一幅《甘棠遗泽》图，再现左公大道的真实情景：山川逶迤，大道向天，绿柳浓荫中行人正在赶路。画上题字：“种树十余年来，浓荫蔽日，翠幄连云，六月徂暑者，荫赐于下，无不感文襄公之德”，“手泽在途，口碑载道，千年遗爱”。

　　一个人和他栽的一棵树能经得起民间一百多年的传唱不衰，其中必有道理。文学形象所意象化了的春风实际上就是左公精神。春风何能度玉门，为有振臂呼风人。左是在政治腐败、国危民穷、环境恶劣的大背景下去西北的。按说他只有平乱之命，并无建设之责。但儒家的担当精神和胸中的才学让他觉得应该为整顿、开发西北尽一点力。左宗棠挟军事胜利之威，掀起了一股新政的狂飙，扫荡着那经年累世的污泥浊水。西北严酷的现实与一个南国饱学的儒生，砥砺出一串精神的火花，闪耀在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章之上，绽放出一丝回暖的春意。

　　左宗棠在西北开创的政治新风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强化国家主权，力主新疆建省。他痛斥朝中那些放弃西北的谬论，“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捐出西北，最后必定是国家的灭亡。从汉至清，新疆只设军事机构而无行省郡县。左前后五次上书吁请建省，终得批准，从此西北版图归一统。

　　二是反贪倡廉。清晚期的政治已成糜烂之局，何况西北，鞭长莫及。地方官为所欲为，贪腐成性。他严查了几个地方和军队贪污、吃空饷的典型，严立新规。而他自己高风亮节，以身作则，陕甘军费，每年过手一千二百四十万两白银，无一毫不清。西北十年，没有安排一个亲朋。有家乡远来投靠者都自费招待，又贴路费送回。光绪五年儿子带四五人从湖南到西北来看他。他训示：“不可沾染官场习气，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尔宜三、八日作诗文，不准在外应酬。”你看，不但戒奢，还要像小学生一样留作业。教子、束亲之严，令我们想起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南海里毛、周的家风。欲要忠先要孝，欲肃政风先严家风。不管哪朝哪代，哪个阶级，一切有为的政治家无不这样。

　　三是惩治不作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甘肃官场恶习，惟以循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国事民事为念”，“官场控案只讲和息事”，对贪污、失职、营私等事官官相护。里面已经腐烂，外面还在抹稀泥，维护表面的稳定。他最恨那些身居要位怕事、躲事、不干事的懒官、庸官，常驳回其文，令其重办，“如有一字含糊，定惟该道是问！”其严厉作风无人不怕。

　　四是亲民恤下。战乱之后十室九空，左细心安排移民，村庄选址、沿途护送无不想到，又计算到牲畜、种子、口粮。光绪三年大旱，一亩地只值三百文，一个面饼换一个女人。他命在西安开粥厂，路人都可来喝，多时一天七万人。他身为钦差、总督，又年过六旬，带兵时仍住帐篷。地方官劝他住馆舍，他说“斗帐虽寒，犹愈于士卒之苦也”。

　　五是务实，不喜虚荣。他人还未到兰州，当地乡绅已为他修了一座歌功颂德的生祠，他最看不惯这种拍马屁的作风，立令拆毁。下面凡有送礼一律退回。地方官员或前方将领有写信来问安者，他说百废待举，军务、政务这么忙，哪有时间听这些空话、套话，一律不看。他又大抓文风，所有公文“毋得照绿营恶习，摭拾浮词，……尽可据实直陈，如写家信，不必装点隐饰。”他又兴办实业，引进洋人的技术修桥、开渠、办厂……

　　左宗棠性格决绝，办事认真，虽不能回天救世，也要救一时、一地之弊。他抬棺西进，收失地，振颓政，救民生，这在晚清的落日残照中，在西北寒冷孤寂的大漠上，真不啻为一阵东来的春风悄然度玉门。而那三千里绿柳正是他春风中飘扬的旗帜。

　　春风玉门，西北之幸！

　　柳色长青

　　柳树是一种易活好栽，适应性很强的树种，但也有一个缺点，不像松柏那样耐年头。我们要找千年的古柏很容易，千年的古柳几不可能，甚至百年以上的也不多见。所以对左公柳的保护、补栽，成了西北人民的一个情结，也是官方的一种责任，历代出台的保护文告接连不断。这一半是为了保护生态，一半是为了延续左公精神。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保护文件是晚清官府在古驿道旁贴的一张告谕：“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可以看出，此告谕的重点不在树而在人，是保护树但更看重左公精神的传承。

　　进入民国时期，甘肃省政府两次行文保护左公柳。1935年的《保护左公柳办法》规定更为详细：一、全省普查编号；二、分段保护，落实到人；三、树如枯死，亦不许代；四、已砍伐者，按原位补齐；五、树旁不得采掘草土、引火、拴牲口等；六、违规者处以相当的罚金或工役；七、保护不力唯县长是问。现存档案也记录了多起对盗伐事件的处理。1946年，隆德县建设科长等人借处理枯树，伙同乡里人员盗卖柳树四百棵，县政府给予处罚后还要求“补植新苗，保护成活，以重先贤遗爱”。并就此对境内的左公柳进行了普查，还剩三千六百一十棵，都一一编号建档。

　　我们发现在清和民国两代的政府文告中总少不了这样的词汇：左公、先贤、遗爱、遗泽等，要知道这是官方的公文啊，但仍难掩对左宗棠的尊敬。民国时还将左宗棠修缮过的兰州城门改名“宗棠门”，由省长亲笔题写。在众多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著作中最权威的一本是1945年初版于重庆，后经王震将军提议又在1984年重印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此书从书名到内文，凡说到左宗棠时概不直呼其名，都是尊称“文襄公”，可见清和民国两代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只是进入当代后因极“左”政治影响才有了一个小的反复。但随着人们对生态的再认识，又不觉想起了这位在西北栽树的湖南人。

　　于是我又联想到一个著名的典故。当年左宗棠在湖南初露头角，恃才傲物得罪了人，有人告了御状，眼看就要掉脑袋。大臣潘祖荫惜才，上书疾呼：“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话救了他的一条命。假使当年左不明不白地死去，哪有新疆的收复、西北的开发？左一人而悬湖湘，悬陕、甘、宁、青、疆，悬大清天下。拔危救难，力挽狂澜，这样的名臣史上能有几人？不知为什么，在西北采访，我眼前总是浮现着苍凉的大漠、浩荡的队伍、一具黑色的棺材、须发皆白的左公和伸向天边的绿柳。有哪一个画家能画一张左公西行图，或哪一个导演能拍一部片子，这将是何等地动人。

　　岁月无情，从1871年左宗棠下令植树到现在已一百四十多年，要想拜谒一下左公亲植的柳树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了。档案记载，1935年时的统计，平凉境内还有左公柳七千九百七十八棵，而1998年8月出版的《甘肃森林》记载，全省境内的左公柳只剩二百零二棵，其中大部分存于柳湖公园，有一百八十七棵。看来我十年间两到柳湖还是来对了，这里确是左公遗泽最多处。但1998年到如今又过了十五年啊，斗转星移，大树飘零，左公柳还在锐减。

　　那天，我到柳湖去，想穿越时空一会左公的音容。只见湖边星星点点，隔不远处就会现出几株古柳，躯干总是昂然向上的，但树身实在是老了，表皮皴裂着满是纵横的纹路，如布满山川戈壁的西北地图；齐腰处敞开黑黑的树洞，像是在撕心裂肺地呼喊；而它的根，有的悄无声地抓地入土，吸吮着岸边的湖水，有的则青筋暴突抱定青石，如西北风霜中老人的手臂。但不管哪一棵，则一律于枝端发出翠绿的新枝，密浓如发，披拂若裾，在秋日的暖阳中绽出恬静的微笑。柳湖公园正在扩建，岸边补栽的新柳柔枝嫩叶随风摇曳，如儿孙绕膝。而在柳湖之外，已是绿满西北，绿满天涯了。我以手抚树，读着左公柳这本岁月的天书，端详着这座生命的雕塑。古往今来于战火中不忘栽树且卓有建树的将军恐怕只有左宗棠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