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柳宗元，朋友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是《江雪》中“独钓寒江雪”的“千万孤独”，还是《扑蛇者说》中“苛政猛于虎也”的心忧天下？

一千两百多年前的某个夏天，在时属南荒边地的广西柳州，天空阴云密布，旷野暴雨打墙，刚刚到任的刺史大人登上城楼，远望岭南千里山川，胸中块垒浇筑愈盛，有感于自己数十年来的不平际遇，挥毫写下此诗：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那时的百越之地远未开发，本是一片莽苍葳蕤、蕴含生机的自然之境，作者的诗中，尽管“惊风乱飐”“密雨斜侵”，但我们感受到的却仿佛是一幅黯淡沉郁、顿挫凝滞的黑白照片，生命荒远之感久久不能释怀。

刺史的名字叫柳宗元，他的人生，始终处于一种荒远离心的状态；一生所做之事，也可用向心用力来总结概括。

从实现理想的角度而言，命运有时更像是一台功率巨大的离心机，在无情的旋转运动中把我们甩向边缘，而要想不被彻底抛入深渊，努力向心而行是唯一的选择。

一、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
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柳宗元生于京城长安。

柳氏一门祖籍蒲州解县，旧属河东郡辖地。尽管祖上历代游宦，早离故籍，甚至连祖坟都已迁到长安万年县内，但与人结交时，柳宗元还是喜欢自称“河东解人”，这也是其后世称为“柳河东”的来源。

有人推测说，柳宗元可能从未回过故乡，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终其一生以河东柳氏宗族为荣，也因此播下了达济苍生、光耀门楣的理想种子。

柳氏一族自北朝以来，“充于史氏，世相重侯”。入唐后，作为“关陇集团”一员延续了显赫地位，且跻身于权臣贵戚一流。但后来因卷入高宗王皇后被废一事，遭武则天打击治罪，沦为一般官僚地主家庭。安史乱起，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刚入仕就带领家人辗转避难，生计艰难困窘，也更加远离政治中心，仕途波折困顿。但柳父性格刚直，身负政能文才，又怀济世之志，交友很广，时名甚高。从他的身上，柳宗元看到的不仅是对腐败黑暗的政治现实的悲愤鸣放，更有坚持探索以文正道、救时济世之路的亲身作为。

为人子者，最大的孝义莫过于接过父辈的旗帜，并继续前行下去。

柳宗元少时身处动乱，不同于当时官僚地主子弟那样凭父荫进官学，靠着“乡闾家塾，考厉志业”，加之与社会现实的深刻接触，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锻炼出杰出的文才，形成了勇于进取、善于思索、孜孜求道的宝贵品格。在家族长辈的指引下，先后游历江陵、邠州等地，对唐王朝的内地和边防现状有了较为全面地了解，也更加坚定了他从政经国、澄清世事的理想抱负。

贞元九年二月，柳宗元及进士第，同榜中有他此后一生在精神与事业上的双重挚交刘禹锡。

三个月后，柳父在长安病逝，享年五十五岁。

尽管未来不可知，但作为父亲，离世之时，对儿子的人生必然寄托了无限的期许与祝福。

有些人，开局不久就是高光时刻，但怕的恰是昙花一现，落寞得也快。

对青年柳宗元来说，王叔文是赏识自己文才的伯乐，更是他在朝堂政治上的引路人，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柳宗元的内心始终对他充满感激。

通过拥立顺宗李诵继位，王叔文执政集团正式上台，以“二王八司马”为骨干，开启了中唐时期著名的永贞革新。

由蓝田尉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柳宗元很珍惜这一进入中枢、参画机要的机会，这也是他一生中距离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政治抱负最近的一次，所以，他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改革斗争的激流之中。

激流之险，不仅是发展之快，更在于变幻莫测。

不到五个月时间，顺宗病体难支，太子李纯承继大统，尊李诵为太上皇，标志着改革事业彻底破产。

新朝建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前朝改革派的彻底清算打击。

三十三岁的柳宗元，由此踏上余生流贬之路，离开了政治斗争的中心漩涡，被迫走到了田夫野老、谪吏流人身边。

对不起，父亲，还是让你失望了，我将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

在灞桥回望长安城的那一刻，柳宗元越发地想念父亲，他不知道自己这一生还能否归来。

二、守先圣之道，不更乎其内
蛮荒的湖南永州，为柳宗元展开一片新天地，推动着他的思想与创作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现实残酷，似乎没有出路。待罪荒僻，老母病逝，苦闷孤囚。

煎熬过后，柳宗元开始劝自己，心志还在，行囊中的笔墨还在，能做的事还有很多。

每天醒来，作为“闲员”的他，总要在心里提醒自己一遍。

感到烦闷，那就出去走一走好了，永州有的是好山水，多的是可以交心的百姓。

当然，那时的山水虽好，可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补充：现在不也是一样，山水虽好，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蓐食徇所务，驱牛向东阡。

抛弃了官身桎梏的柳宗元发现，自己向往的田园诗般的务农生活与农民在严重剥削压榨下的劳动生活完全两样，这里的农民吃着粗劣饭食，鸡鸣即出，戴月而归，官府还时常催缴徭役，只能竭尽一生维持艰苦生活，最可悲的是子孙后代还要继续这种牛马生活。

看清了这些，柳宗元的感情极其沉痛，他强忍着去捕捉那些反映生活本质、折射人性光辉的动人细节，并把自己的热烈感情灌注其中，在创造出一幅幅极其朴素却又惊心动魄的艺术画面的同时，不知不觉间将杂文这一文体推上了古典文学发展的新高峰。

我们常钦佩鲁迅先生以笔作投枪，生活在封建时代大背景下的柳宗元，以杂文敲响警世之钟，就已经做到了远超同时代，引领后来人。

《捕蛇者说》这篇古文至今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夸张的铺陈描写，只用平实的家常口述。

蒋氏三代以贡毒蛇代输赋役，捕蛇数十载，几次险遭丧身之害，柳宗元听后实在于心不忍，当他表示要向地方官说情使其用平常纳赋代替捕蛇之役时，蒋氏却在涕泪交零中断然表示拒绝：就算被蛇毒死，也比我的乡亲们活得更久，所以不能替换。

那一刻，柳宗元惊呆了，无语的表情下覆盖着的是崩溃的内心。高居庙堂，施政划策，如何能真正理解孔子发出的“苛政猛于虎也”的慨叹。

就算此时难有作为，但写下此文，也一定要让“观人风者得焉”。

这，不就是自己的初心、先圣的大道么？

十年间，走遍了永州山川草木，看遍了社会民生疾苦，用手中的一支狼毫笔，柳宗元与同时期的韩愈一道，正在推开一扇跨越唐宋、光耀后世的古文革新大门。

那时的他只是觉得，自己在以文宏道的这条路上，走得越发坚定了。

三、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长安人送游子远行安西，总喜欢吟唱“春风不度玉门关”，可在他们的心中，却很难记起贬谪到南荒的一众“罪官”。

朝廷早已经把自己忘了吧，夜深人静之时，柳宗元总也抑制不住自己对长安的思念。

世事万幸有转机，元和十年的早春二月，皇帝的一封特旨破天荒般降到永州，征召他重返京城。柳宗元觉得，自己“起复为人”的机会终于来了。

满怀欢欣，车马又到了长安灞桥，难免忆起当年被贬出京时的情景。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心中喜悦难以言表，终于又可以重申抱负了，有了永州十年的积淀，他相信这次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然而，朝廷还是那个朝廷，对改革派深为忌惮的政敌们还是不肯放过，新的打击与迫害接踵而至。

他和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五人二月回到长安，不到一月时间，就于三月十四日当天，一同被遣出做远州刺史。表面上看，官位晋升了，实际上是离核心更远了。

柳宗元被任命到更加辽远荒僻的柳州，好友刘禹锡则要去播州做刺史。

唐宋时官员赴任多携家眷，刘禹锡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播州路途崎岖、遥远荒凉，老人家要是跟着去，一路颠沛，路上安危实难估测。

一想到这里，不待和刘禹锡商量，他已准备上疏，请求对调任职。

如同鲁迅与瞿秋白的友情一样，“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相同的命运早已把他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刘柳不分家，柳宗元死后，就是刘禹锡站出来为其整理遗稿，编撰《河东先生集》。

后来，在御史中丞裴度的劝说下，皇帝改任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仍赴任柳州。

在柳州，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

既为一州刺史，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总可以做一些实实在在有益民生的事。他这么想，也是这样做的。

唐时的岭南地区，奴婢买卖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官府和豪绅蓄奴成风，除罪犯外，很多贫苦人为了活命，被逼无奈只能卖儿卖女。柳宗元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很多人读过他写的《童区寄传》，文中歌颂了一个与掠卖奴隶的强盗机智勇敢做斗争的英雄少年。在柳州，为了防止百姓因无法偿还高利贷而被迫卖身，他专门作出规定：为奴者以自身劳役报酬抵消债款，偿清后即自动解除奴役关系。这让许多人重获自由新生。韩愈对他的这种办法大加赞叹，在做袁州刺史的时候，也采取过类似办法。

既姓柳，更爱柳。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他又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发展生产，而且亲自动手，带头参加劳动。开荒地，种柑橘，植药材，打水井，如同今日的下乡扶贫干部一般，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德政，让“柳民既皆悦喜”。

当然，他也时刻不忘普及文化，以文章教授后学，在偏远的柳州大修孔子庙。

有人说，这个时期的柳宗元在思想上的斗争性衰退了，但谁又能否认做一个“补偏救弊”的“循吏”不是为了向理想更靠近一步呢？

一个封建官僚，能在艰苦的境遇中实干之举不断、救世济民之志不衰，遗惠一方，纵死而无憾。

四、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四十七岁的柳宗元病逝于柳州。

不能否认，柳宗元的一生，终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甚至没能实现返回家乡的愿望。

换句话说，他始终没有摆脱“边缘人”这个角色。

但，谁又能说他是一个失败者呢？

我们看到的、记住的并怀念的，更多的是一个朝着心中信仰而不懈奋斗者的身影。

造化弄人，也许命运更偏爱制造悲剧，但悲中蕴喜，未来总有光亮可见。

我们踟蹰辛苦一生，就算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也大可不必遗憾，因为已经活成了最好的自己。

谨守初心，向心而行，你我就都身在宇宙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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