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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名将徐树铮 外蒙问题多亏他
发布时间:2021/10/4  阅读次数:53  字体大小: 【】 【】【

  
徐树铮(右二)

一般印象上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军阀不顾人民死活,主动向列强出卖中国主权换取自己的利益。可是军阀中也不乏爱国者,徐树铮是皖系军阀的台柱型将领,1919年,就是他收复了外蒙,这一事件绝对不能低估,这被看作是徐树铮一生最大的功绩。

  
北洋军

一、外蒙的“自治

1911年,趁中国辛亥革命,清朝中央大乱之际,在沙俄鼓动下,外蒙封建王公驱逐了清朝驻外蒙的办事大臣三多,宣布“独立”。外蒙伪政权在当时不被中国和世界各国(除了沙俄)承认,所以“独立”的外蒙实际就是沙俄的傀儡政府。

民国建立后,民国政府曾想要收复外蒙,但遭到了沙俄外交、武力的双重拒绝。至1913年,打不过沙俄的袁世凯政府,只得和沙俄签署了《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这些文件承认了沙俄在外蒙的特殊利益;但中国对外蒙拥有宗主权,外蒙撤销“独立”,中国则承认外蒙“自治”。《中俄声明》实际是在沙俄威逼下签署的一份不平等条约,“宗主权”不同于主权,外蒙本是中国固有领土,但该文件却将北京和外蒙这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强行变成了类似于中国和朝鲜之间的上下国关系,连同所谓“自治”,北京中央政府将无法对外蒙行使任何主权,实际还是变相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袁世凯

二、外蒙回归的先声

自外蒙“自治”起,至1919年,外蒙“自治”政府控制着喀尔喀四部及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两个区,总面积100余万平方公里,其政体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该政权完全依赖沙俄的支持。换句话说,外蒙“自治”政权就是沙俄政权的延伸,一旦沙俄灭亡,外蒙的“自治”也就不能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沙俄发生十月革命,支持外蒙的沙俄覆灭,失去外援的外蒙“自治”政府瞬间瘫痪,被摧残的外蒙爱国统一势力得以伸展,终于在外蒙地区掀起了回归中国的呼声。

  
外蒙的四部两区

1919年8月4日,在外蒙首府库伦,由部分爱国王公首次公开提出了回归中国的呼声,他们向当时北京中央派驻在库伦的都护使陈毅(不是陈毅元帅)发出了正式请求,陈毅随即开始为收复外蒙奔走。但回归的请求遭到热衷分裂的僧侣、王公们的反对。爱国派和蒙独派水火不容,屡次火并,蒙独派代表、活佛哲布尊丹巴甚至派人到北京施压,污蔑陈毅,要求北京将其罢免。活佛代表进京事件给北京造成了巨大震撼,因为他进京的目的是“意欲请美使援助”,而英法也派人到活佛代表处问询,展现了列强想要在外蒙问题上涉足的野心,这使得外蒙局势逐渐失控,北京进退维谷。

  
外蒙喇嘛

三、西北筹边使的到来

徐树铮,北洋悍将,皖系段祺瑞集团的主力、核心人物,徐树铮也是段祺瑞的心腹。1919年前后,正是皖系占据北京、称霸中国之时。这一年6月13日,徐树铮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主管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内外蒙古、新疆之行政、军政、财政三权。

随着陈毅活动的失败,外蒙古局势失控,作为名义上西北各地最高领导人,徐树铮在外蒙问题上有两个选择:要么默不作声,任由外蒙混乱下去,向世界展现北京对外蒙的失控;要么孤注一掷,收复外蒙。徐树铮果断选择了后者。10月23日,徐树铮立下军令状:“一日不离(筹边使之)职……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于是率一个旅的兵力离开北京奔赴外蒙,29日到达库伦,接管了陈毅的全部事项。

  
徐树铮

原本在清代,中央在外蒙采取分化政策,即王公管理世俗政务,僧侣管理宗教事务。但近代,外蒙脱离中央之后,僧侣做大,外蒙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地区,部分王公不甘屈服于僧侣,为了夺回权力,也认同回归中国,而僧侣为了巩固权利,则顽固地秉持分裂政策。陈毅之时,主要拉拢爱国王公,打击僧侣,结果造成蒙地混乱。所以徐树铮来外蒙后主要功夫用来对付最大的反动分裂势力——僧侣。徐树铮看到蒙地多信佛教,僧侣有强大的精神控制力,所以他不指望彻底废除僧侣对政治的控制。

11月1日,徐树铮在库伦召开了政治磋商会议,与会者皆为北京政府的官员,即都护使陈毅、都护副使恩华、随徐树铮入外蒙的旅长褚其祥、参谋杨志澄。会上,徐树铮确立针对僧侣、收复外蒙的两大原则:一,明确外蒙主权在中国政府;二,分化拉拢外蒙封建势力。

  
库伦(今乌兰巴托)

四、外蒙主动撤销自治


徐树铮看到僧侣阶层主要受巴特玛多尔济、大沙毕商卓特巴、绷楚克、棍布四人控制,四人之中,“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总长巴特玛多尔济是分化僧侣的入手点。因为巴特玛多尔济名义上是外蒙最高首脑,但在宗教层面,他上面还有活佛;而世俗层面,和他同级的高级喇嘛绷楚克等人又被活佛授予了“亲王”称号,巴特玛多尔济的称号却只是王,矮他们一级,这就使他们之间产生嫌隙。所以徐树铮主要结交巴特玛多尔济。在11月11日的交涉中,巴特玛多尔济希望给自己弄一个“亲王”的封号,徐树铮当即承诺,一旦外蒙撤销自治,“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双俸”。随后徐树铮又游说活佛,承诺现有的宗教礼仪和待遇不变,“不令佛有失体面”,但活佛不置可否。

之后徐树铮又检阅了外蒙军队,经徐树铮核算,全外蒙总兵力不足五千,且装备落后,所以徐树铮向外蒙封建势力秀了秀肌肉。他以褚其祥旅(皖系部队,隶属西北边防军,接受了日本借款,装备日系武器,是当时中国战力较强的部队)为样板,展现了中央军队的强大。随后经徐树铮、外蒙爱国王公的努力,最终决定褚其祥旅改为中央驻库伦防卫军,中央武装力量的驻扎使得外蒙封建势力为之胆寒,至此外蒙回归之事已是板上钉钉。

  
西北军

至14日,除了活佛态度不明朗之外,其余封建势力都认同回归中国。15日,徐树铮威胁活佛再不同意,则“蒙情极度危急”,恐活佛“难以承担祸蒙之罪”,甚至会押解活佛进京。随即活佛认输。17日,外蒙各封建王公、僧侣联名通电北京,请求撤销外蒙“自治”。22日,北京应外蒙之请,“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宣布外蒙废除“自治”,实际意味着外蒙的回归。

  
外蒙喇嘛

最后

外蒙的回归对民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政治上,拉动了内蒙的亲中央势力,就在外蒙回归后一个月,即12月下旬,呼伦贝尔自治政府通电北京中央,“因外蒙古治权归还中央……呼伦贝尔所有区域商请仿办”,自此使得内蒙牢牢把控在中央手中,内外蒙古的完全回归实现了辛亥革命以来五族的共和和统一。外交上,则粉碎了俄国霸占中国领土的野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向世界展现中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决心。军事上,收复外蒙,则巩固了中国北部边防,同时也断绝了日本侵略外蒙(日本出兵北满西伯利亚,潜藏着借口抵抗苏俄、侵略外蒙、掠夺资源的野心)的野心。经济上,维护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外蒙存在大量的资源,但外蒙独立时期,这些资源被俄国廉价掠夺性开采,造成了资源的极大外流。作为直接主导收复外蒙这一历史行为的军阀徐树铮,无疑是值得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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