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6日上午10时许，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尸体旁。大家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驱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许文益大使的意见，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嚓喀嚓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用劲按住棺盖钉上钉子，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往墓地。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刚到的卡车对许大使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在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许大使表示同意，并感谢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后，许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后执铲做象征性填土，接着使馆其他同志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本文摘自《老照片》第29辑，作者许峰，原题为《父亲见证了林彪坠机事件》。
  　　1971年8月20日，我的父亲许文益受命赴乌兰巴托履新。此前，驻蒙大使张灿明于1967年春节返京参加外交部“文革”未归，驻蒙大使近五年空缺。然而，20天后的一件突发事件，使父亲成为中共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的见证人。

　　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

　　父亲到达乌兰巴托后，随即展开工作。24日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到任拜会活动。蒙方的反应积极主动，气氛相当友好。
  　　9月14日上午8时，使馆突然接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按惯例，外交约见一般应提前一天，至少应提前半天打招呼。这样仓促的约见，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年月也是罕见的。父亲到任后尚未拜会过这位副部长，是发生了边境冲突？还是苏蒙两国又在搞什么名堂？父亲与使馆同志迅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始终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8时20分，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赶往蒙古外交部。
  　　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他首先对父亲到任二十多天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了歉意，接着话锋一转，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情因为发生在夜间，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所以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些。”紧接着，他说：“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现在因天气还比较暖，尸体是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最后他再次强调，要中国政府在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
  　　父亲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他以提问的口气说：“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是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最后父亲说： “今天我跟副部长初次见面，虽然碰上中国飞机在蒙古领土失事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就父亲提出的问题作了解释： “蒙古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国家，国家法律规定，一旦草原失火，必须全力扑救。贝尔赫矿区有人见飞机失事着火，马上派人去灭火。火灭了，发现只有9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我认为，天气还暖，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接着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派人去现场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父亲回答：“可以这样理解。”父亲告辞时，额让中方将去失事现场的时间、人员迅速通知蒙方。

　　冒风险，克服困难，迅速向国内报告

　　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父亲立即召集使馆领导干部开会。大家摊开一百五十万分之一的蒙古地图，查明了贝尔赫矿区的位置。此矿离肯特省会温都尔汗不远，离中蒙边界约350公里。父亲指出，这一事件虽然严重，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迅速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搜集情况和各方反应。会后，大家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不一会，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故障，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最快也得4小时以上。当时我国驻外使馆除了一些重要地区的大馆设有短波电台外，许多使馆的通讯业务只能通过所在国当地邮电局办理，不但效率低，而且不保密（据说林彪坠机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有条件的使馆均要设立短波电台）。不知蒙古邮电局的不合作，是偶然巧合还是成心刁难？大家心如火燎，都用眼睛直愣愣地瞪着父亲。表面冷静的父亲，内心和大家一样焦急。俗话说情急生智，父亲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虽然已封闭多年，但如能启用，便可解决燃眉之急。
  　　这部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中蒙苏三国协议架设的高频长途“热线”，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供国家领导人、中央专业部门和大使馆使用。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本停用，但也没有掐断。设在乌兰巴托的苏军高频通讯站，定期派人来使馆维修。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用这条线路找周恩来直接通话。外交部总机的接线员一听是苏修头子要找周总理，立刻挂断没商量。外交部转告柯西金，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要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并下令将这条“热线”封闭。
  　　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要冒风险的。考虑到当前首要任务是将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父亲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开启专线。办公室贾长禹从库房拿出一抽屉钥匙，由于很久没用，谁也不记得是哪把钥匙了，只能一把一把地试。大家急得头上冒汗，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才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台，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接线员却推托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又说外交部的电话线路坏了，“啪！”把电话挂断了。这可惨了蒙古使馆的同志，急得他们抓耳挠腮，徒唤奈何，北京总台却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
  　　怎么办？父亲极力让大家保持镇静，并果断决定使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沟通北京外交部，说使馆有紧急情况报告，必须启用专设“热线”电话。蒙古的国际长途电话和它的服务一样缺乏效率，而且通话质量相当差，使馆要了近一个小时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厅接到电话倒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父亲他们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飞机失事的电报通过“热线”传送完毕，已是中午12时20分了。
  　　据说驻蒙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正在开会。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姬鹏飞读完电报，立即派人把电报报送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对驻蒙使馆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启用封停多年的专线电话，以最快速度把电报传回北京表示满意。周恩来要求外交部将电报用三号铅字打印18份，当天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周强调，知道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要指定专人译办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密封后送他亲启。

　　国内指示，大使亲赴现场勘察

　　14日中午12时左右，正当我驻蒙古使馆紧张地同国内进行联络的时候，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使馆人员何时动身去现场察看。父亲原定派一秘孙一先带两个助手去现场，自己留馆等待国内指示。在蒙方催问时，父亲考虑在未得到国内指示之前，不能贸然行动。便以尚未准备好为由，要求推迟飞机起飞时间。两小时后，蒙方又来电催问，父亲便直率相告，正在等待国内指示，蒙方也不再催了。
  　　下午6时许，终于盼来了国内指示：大使偕随员亲赴现场查看。父亲顿感事情比预想的还要严重。此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他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副部长当晚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晚上8时半，地点仍在额的办公室。父亲奉我国政府之命通知蒙方：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人员陪同去现场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予以帮助。
  　　额问：中国方面关于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是“正式答复”，父亲回答可以这样认为。额又追问是否“最后答复”？对方紧追不舍的态度使父亲警觉起来，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不是最后答复。”额又追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往哪里飞？父亲坦率地回答，这一问题目前无法回答，并反问额：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可提供给使馆，额回答暂时没有，但以后会有进一步的通知。额抱怨中方不及时赴现场勘察，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惟恐中方提出更多问题，并问父亲有无权利处理尸体。看来蒙方急于处理尸体。父亲问额：蒙方有无可能将尸体火化，让我们把骨灰带回去。额表示蒙古没有火葬习惯，在那个地方火化尸体可能性不大。额要许大使等候飞机起飞消息，做好明天赴现场的准备。
  　　回到使馆后，父亲立即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请示如果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待将来适当时候，再把遗骸运回国内。翌日凌晨，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取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运回国内。

　　勘察飞机坠毁现场

　　9月15日下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我使馆，温都尔汗地区气象好转，专机2时30分以后可以起飞。父亲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三位同志带着应用物品，准备了一箱烟、酒、茶作礼品匆忙动身。父亲有收听外语新闻的习惯，还带上了半导体收音机。临上车时，吕子波参赞把一件夹大衣塞到父亲手中。蒙古草原的秋天，昼夜温差大，这件夹大衣让父亲在随后的勘察中免受了冷冻之苦。
  　　为这次现场勘察，蒙方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班子。其中有：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蒙古通讯社、报社及电影摄制组人员，看来，蒙方对这次坠机事件非常重视。
  　　2时45分，父亲他们乘坐的伊尔14飞机起飞，航程300公里，目的地是邻接中央省、以水草丰美而著称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肯特省的肯特县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乡。
  　　下午3时45分，飞机在温都尔汗的简易机场降落。据蒙方告知，中国飞机的坠毁现场离这里还有70公里，趁天气尚早，可换乘汽车去看看，晚上回温都尔汗休息。在征得中方同意后，大家换乘两辆嘎斯69和一辆大轿车前往坠机现场。
  　　汽车沿着克鲁伦河，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下午6时左右抵达现场。一片漫坡上，一条黑乎乎烧焦了的草地和一个高高翘起的喷气飞机尾翼映入眼帘。失事现场的边缘，有蒙古哨兵在游动。据说该地区原为苏军防区，飞机失事后，苏军立即封锁了现场。随后，苏军撤出，蒙军进入。
  　　失事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的盆地，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开阔平坦，牧草茂盛，深可没膝，踩下去软绵绵的。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形。父亲环顾现场：萧瑟秋风中，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醒目，一副凄凉悲惨的景象。
  　　蒙方人员簇拥着父亲等人向现场走去，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喀嚓喀嚓响个不停。高陶布对父亲讲，现场有死难者的一些遗物，是否只看不取，待视察完毕由蒙方统一移交。父亲表示同意。
  　　勘察从现场北端开始，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至200米处有一段带舷窗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处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处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东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飞机尾翼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父亲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让孙一先等从各个角度拍下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叶群，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
  　　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刚。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邰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被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显系飞机坠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像蜡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手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机上人员是做了些准备的。
  　　父亲让孙一先等人抓紧日落前进行拍照，同时对现场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蒙古方面基本保护了飞机失事现场：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着陆时失去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飞机的毯子上有巴航“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但不知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据笔者了解，70年代初，因巴基斯坦发生水灾，中国政府向巴方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无息贷款，作为还贷的一部分，当时的叶海亚汗总统将巴方购买的三架英国三叉戟飞机以实物还贷形式转让给了中国。

　　按蒙方意见土葬死难者

　　现场勘察完毕，天色逐渐昏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为灰烬的飞机机头旁讨论尸体处理问题。高陶布司长一再强调蒙古没有火化习惯，而且已裸尸三天令人不忍，必须立刻土葬。父亲观察了一下现场，也觉得当地根本没有火化条件。根据国内提示，同意了按蒙方意见进行土葬。蒙方建议，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上，面向东方，从早到晚都能见到象征着吉祥的太阳。
  　　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向东走，然后又折回来，最后来到西北面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辜负，父亲表示感谢，决定照他的意见办。
  　　随即，桑加上校调来一个班的士兵连夜挖墓穴。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天完全黑透了，气温降到2度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父亲接见了前来挖坑的士兵。这班士兵仍穿着夏季军装，在寒风中瑟缩不已，嘟嘟囔囔啧有烦言。父亲让孙一先拿出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蒙古民族好酒，乌兰巴托酒厂生产的白酒不好喝，而苏联的伏特加度数又不够，见到这样的好酒，士兵们立刻精神抖擞，叽叽呱呱，又兴高采烈地卖力干活了。
  　　回到温都尔汗已是晚上10点多了，双方人员都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由于对方在现场态度友好，大家虽然鞍马劳顿，心情还算舒畅。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为了酬谢蒙方人员的合作，父亲又拿出几瓶汾酒、一听罐装中华香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白酒，三杯下肚，气氛便活跃起来。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这个问题饭后商量。”父亲趁机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高陶布说，飞机在空中时没人看到，但燃烧时火光冲天，有人看到了。至于飞机迫降原因，也许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对第二天的安葬事宜，父亲提出四项建议：一、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二、按照蒙古习俗，在墓顶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三、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中方，我们写张收条。四、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高陶布表示要研究一下，还要向上级请示。
  　　这顿晚餐吃到午夜时分，中方人员正准备就寝，蒙方又提出马上商讨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零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凌晨3时结束。双方协议，当天（9月16日）为死者举行安葬仪式，然后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9月16日上午7时30分，双方人员再次乘车驶往苏布拉嘎盆地，途中发生了一起事故。父亲和沈庆沂乘坐的汽车在丘岭间颠簸前行时，因车速过快，高高弹起，坐在后排的沈庆沂鼻梁蹭在车棚横梁上，血流不止，眼镜也蹭掉了。幸亏父亲坐在前排死死抓住了车把手，否则也要受伤。车子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后面大轿车上医疗小组的救援。古尔斯德专员大为恼火，咆啸着将那个司机训斥了一通。
  　　上午9时30分到达现场。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的秋气显得格外浓重。父亲嘱咐随行人员，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要特别注意观察飞机失事的原因，并多拍些照片，为国内研究鉴定失事原因提供依据。
  　　高陶布司长问父亲，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逐个进行检验？父亲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尽管如此，双方对尸体仍然看得比较仔细，我使馆人员从各个角度拍摄了照片，蒙方摄影人员除了拍摄尸体外，还对准大使和随员拍个不停。
  　　上午10时许，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尸体旁，双方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躯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后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嚓喀嚓的骨折声森然入耳。之后，两个士兵用力按住棺盖钉上钉子，运往墓地。
  　　墓地位于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刚到的卡车对父亲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在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父亲表示同意，并感谢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后，父亲和高陶布、桑加先后执铲作象征性填土，接着由使馆其他同志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谈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商讨蒙方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父亲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一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埋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建议把标有“中国民航”的那段机翼放到墓上，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气环放在墓顶，蒙方接受了。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拉来放在坟顶上，一眼望去，明晃晃的十分扎眼，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著的航空标志。随后，父亲带领使馆人员站成一排，怀着难言的心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

　　艰难的谈判

　　在第一天勘察现场后，蒙方便提出要签署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双方连夜进行谈判，但在实质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甚至多次发生激烈争执，争执的焦点在于飞机的性质是“军用”还是“民用”。
  　　安葬完遗体，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即送来他们起草的《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父亲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勘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某些方面态度很强硬。他们虽然不再称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对方抓住“军事”不放，显然是别有用心，想在政治上置我于不利地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坚持是我方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主意已定，父亲的心情反而松弛下来，竟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凌晨1时，文件翻译出来，我方人员立即研究，准备了应对方案。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父亲首先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合作表示感谢，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我方的修改意见：
  　　一、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二、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应标明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三、针对《纪要》第七条记述死者遗物，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方提交的《安葬纪要》，父亲建议将序言部分加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父亲发言后，蒙方建议休会10分钟。然而以后蒙方迟迟不来复会。父亲利用这个时间，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此时外电报道，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他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很可能与这架失事飞机有关，更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匆匆往邮电局跑，很可能是急于向上级请示。父亲考虑形势紧迫，此地不宜久留，应尽快回使馆向国内汇报情况。他让孙一先通告蒙方，鉴于我国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回乌兰巴托后继续会谈。
  　　在蒙方要求下，上午10时15分继续复会。桑加上校对父亲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因为死者都穿军装，并带有枪支”。我方坚持飞机上那个女性是非军人，现场还有她一双白皮鞋。而且“文革”期间，我国民航均由空军管理（蒙古民航也是由空军管理），不能以军人驾机就片面认为是军用飞机。双方唇枪舌剑，谈判陷入僵局。谈判在温都尔汗进行了五轮，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蒙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单方在《现场调查纪要》和《安葬纪要》上签字。一场夜以继日的紧张谈判不欢而散。这时中国使馆打来长途，让许大使速返乌市，想必国内急于得到飞机失事的情况。9月17日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事后回想起来，蒙方强调“军用”二字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由于当时国内没有讲明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只是告知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驻外机构必须按上级指示和口径办事；同时蒙方一再强调飞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由于自身不明原因坠毁”，让我方明显感觉到他们似乎在有意躲闪什么。加之不久前，苏联以间谍侦察为名，在某军事敏感区上空将一架他国民航客机击落，这就加重了我方对飞机坠毁原因的怀疑，在实地勘察中也偏重这方面调查；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我们没有提出索要，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使馆人员当时没有这方面常识，国内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据航空专家讲，三叉戟1E型已装有“黑匣子”，这使对飞机失事的调查缺少了许多宝贵资料。其实早在父亲到达失事现场之前，“黑匣子”和飞机上的一个发动机已被苏联人取走了。就在父亲他们离开现场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又派人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墓穴，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架起大锅煮烫去皮后带回莫斯科（苏联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
  　　回到乌兰巴托后，父亲立即向外交部作了汇报，根据国内指示，就尸体和遗物索要问题继续与蒙方交涉。中方的急切态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为了防止蒙方要价，父亲奉命停止外交交涉，并派孙一先带着有关资料返回国内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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