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陕北前，毛泽东选中汪东兴
毛泽东生前十分信任汪东兴，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工作长达30年；汪东兴终生敬佩毛泽东，在毛身边兢兢业业工作。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汪东兴是1947年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当时国民党大批军队已进逼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正准备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这个时候，毛挑选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党总支部书记，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
在战争年代，到中央机关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汪东兴出身于江西省弋阳县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加入中共。1932年6月参加红军，当过排长、干事、特派员、连政治指导员、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等，参加了长征，是从小就在红军队伍里成长起来的干部。到陕北后，他曾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等职，是经过长期考验，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党忠诚的基层领导骨干。
除了上述出身、经历、政治素质外，汪东兴比较细心，军事素质强，也是毛泽东挑选他到中央机关担负重要职务的原因。
汪东兴军事素质也很强。在中央苏区，他打过不少仗，又在红军办的彭杨步兵学校学习过，后任彭杨步兵学校指导员。他既有实战经验又经过正规培训，到延安时已是较成熟的指挥员。他枪打得也准。1949年2月，汪东兴护送傅作义从西柏坡回北平，当车开到滹沱河边时，发现前方约300米处的河面上有一群白雁正在戏水。傅作义要汪东兴打，汪东兴远距离射击，竟然打中了。傅作义这个老军人称赞道：“打得好，打到了。可以打90分，这一枪如果目标是人的话，肯定没问题了。”
转战陕北时，深受毛泽东赏识
汪东兴到中央机关工作时主要负责外围警戒工作。毛泽东不同于蒋介石严密自保的方式，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在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围追中，毛泽东率领由一支小部队保卫的中央机关能来往自如，就得益于他的这一思路。
这个思路的要点是：放出一支警卫部队，或是阻击敌军，或是跟在围追中央机关的敌军部队后边打击、袭扰敌军，牵制敌军，由我方掌握主动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我方则行动自由，从而保障中央机关安全。
毛泽东出于上述思路，在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时，先后交给刚刚调到中央工作的汪东兴两项任务——
一项任务，是让汪东兴代他看敌人。从后来实际情况看，毛泽东是派汪东兴阻击敌人。那是1947年6月，中共中央准备撤离王家湾时，毛提出，我要看到敌人才走。任弼时急了，请毛马上走。毛仍坚持说，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二人僵持不下时，周恩来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找个人替主席看。任弼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看到敌人再走？”毛泽东回过头来对汪东兴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汪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毛泽东要调一个连的兵力给汪东兴，汪却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
毛泽东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中央机关转移后，汪东兴连夜部署，在王家湾山顶上设伏，阻击刘戡前卫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汪东兴实际执行时，把这项任务转变成对敌人的打击和迷惑，只用一人轻伤的代价，三次打退敌人，使敌人不敢轻进，汪则带队伍趁雨夜安全撤退。汪东兴后来回忆说：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比预定“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12个小时，为中央机关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毛泽东称赞说：“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利用这一点，以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另一项任务，是刘戡的部队寻找中央前委机关在王家湾扑了空，从小河村向延安方向撤走时，毛泽东给汪东兴一个连的兵力，要他尾追敌人，再打一仗。毛泽东交代任务时说：这次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还是以小部队插到敌人后方去，在安塞、延安一带袭击、扰乱敌人，让敌人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一方面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战中锻炼我们的警卫部队，更好地保卫党中央。在与敌人周旋的空隙时，还可以搞点调查研究，了解一下群众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情绪。汪东兴领受任务后，率一个连尾追敌人，还在高家川三个制高点，以一个连的兵力伏击敌一个营，不仅消灭大量敌人，还在被打毁的敌一辆汽车上缴获到敌人联络的密码本，派两个骑兵火速送到前委。之后，汪东兴率一个连，开展游击活动，帮助群众收麦子，几次打跑企图抢麦子的还乡团，使群众的生活安定有了保障，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毛泽东通过这两项任务，看到汪东兴很多长处，对汪很是赏识、信任。此后，毛泽东一直让汪东兴负责整个中共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及自己的住行等安全工作，还经常派他代自己接送重要客人，转达自己的意见，足见毛泽东对汪东兴的充分信任。
托付中南海警卫重任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进北平路上，以及后来住在香山，搬进中南海，都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警卫处处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虽然汪东兴有这么多的职务，但有一条从没有变，这就是：承担中南海中共中央机关警卫任务、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这项任务，虽是汪东兴以前工作的延续，但工作范围更大，职责更重，也表明毛泽东对汪东兴更加信任。
应该提到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前，亲自选定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汪东兴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述：一九四九年八、九月份，党中央召开政协会议时，毛主席给我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保卫工作。毛主席对我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作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我和他们几个人研究后决定，为确保毛主席此次出访的安全，派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由我负责毛主席的专列组织和身边保卫工作。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把中南海警卫任务交给了汪东兴，他个人出国的安全工作也交给了汪东兴，而汪东兴为了毛泽东安全和方便，考虑得十分周到，工作很细致，在他领导下，新中国建立后，中南海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他所负责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警卫工作没有出现一次重大漏洞。
“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例如，毛泽东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毛泽东对汪东兴的工作十分满意，汪的职务也逐步提升。1968年起，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当汪东兴与江青发生分歧时，毛泽东信汪东兴，不信江青。例如，江青把杨银禄打成“反革命”时，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非常生气地说：“江青这个蠢货，她用人家的时候，对人家不关心、不爱护、不体贴；不想用的时候就给人家扣上几顶大帽子……从她那里出来的同志没有一个痛痛快快安排工作的。”“帽子太大了嘛！这些孩子戴不动嘛，会压死人的！不要紧。江青给你们戴帽子，我给你们摘帽子！”毛泽东还把江青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
在特殊情况下，毛泽东委派汪东兴当他与某些重要人物之间的联系人，毛泽东对这些人的保护，以及处理意见，都交由汪办理。“文革”初期，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办法，都是由汪东兴落实的。邓小平下放江西后，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系人，是汪东兴。邓小平生活待遇的改善，子女上大学，都是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落实的。1976年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后，毛泽东为了保护邓小平，不使他受到“四人帮”的冲击和迫害，决定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保护起来，也是派汪东兴落实的。
毛泽东对某些重要人物表达意见，经常派汪东兴转达，还经常派汪代表自己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汪东兴在见这些老干部时，也如实、完整地表达毛的意见。例如，“文革”中，毛泽东曾派汪东兴向陶铸、谭震林、叶剑英等转达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些话如果由毛亲自说，当事人心服口服，可由汪转达，就很容易引起当事人对汪本人的反感。对这一点，可能毛泽东和汪东兴都没有料到。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体现在：他的行踪，别人也许不知道，甚至江青也不知道，只有汪东兴知道。 1970年庐山会议时，江青要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通过邬吉成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直接领导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托付给了汪东兴。
毛泽东生前曾说过一句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 。”这句话是针对1972年江青迫害身边工作人员，把周淑英抓起来而说的。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些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毛逝世后，江青马上提出要把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抓起来，由江青自己掌握毛最后的住所留下的文件手稿。但汪东兴不同意。有汪东兴的支持，华国锋当场坚决拒绝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姚文元又要用另一种形式控制毛泽东生前文稿，也被汪顶住了。江青又逼迫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交出毛的文稿，李鑫报告了汪。在汪东兴的支持下，李鑫也顶住了江青的压力。1976年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一开始，江青便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讲完之后，汪东兴发言说：“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由于汪深受毛泽东信任，主管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切工作，他的话很有分量。汪说完后，华国锋和叶剑英相继明确表示，同意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
为了防止“四人帮”夺取毛泽东生前文稿，9月17日晚上8点多，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在202号的住处，把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并向负责看管的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做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当晚 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202”，看到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她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江青也拿汪没办法。
毛泽东两次保护汪东兴
汪东兴虽然深受毛泽东信任，但他所负责的，毕竟是中央要害部门的工作，在“文革”动荡岁月里，汪东兴也避免不了风险。每当汪受到打击时，毛总是保护他，比较重要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67年1月，江青在幕后指使中南海造反派打倒汪，甚至喊出“火烧”、“油炸”汪东兴的口号。造反派还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斗汪。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说：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批评一下汪东兴可以，不能打倒，要保护他。有毛这句话，造反派的气焰立刻低了下去。汪东兴不仅没有被搞掉，在党的九大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二次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汪东兴参加此次全会的华北小组讨论，陈伯达在这个小组发言时，搬来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论天才的语录，鼓吹“天才论”。林彪也在会上提出，要在修改宪法时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汪东兴受到蛊惑，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汪东兴在会上的发言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汪召去，严肃批评。汪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当面作了检讨，并且毫不迟疑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汪检讨后，毛对汪采取了保护态度。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清楚。可是，林彪事件后，江青却抓住汪的错误不放，认为彻底打倒他的时机到了。林彪摔死后，毛泽东曾生病，江青借题发挥，诬陷汪东兴是“林彪特务集团头子”。她说：主席身体好好的，为什么说病就病了呢？这是因为主席身边有一个林彪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的头子就是汪东兴。汪东兴的老部下、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与长期在中办和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共同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2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江青避开会议研究经济问题的主题，提出：主席身边有一个特务集团，干扰了主席的健康，接着直接提出，要把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换掉，由纪登奎担任这个职务。汪东兴立即质问江青：你给我扣这样大的一顶帽子，我不能戴。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江青走到汪东兴跟前，敲着桌子，对他喊：不许你辩解！汪东兴讲，这是政治局会，是民主的会，只许你讲话，不许我讲话，哪有这个道理？总理说，你们不要吵了，东兴同志检讨几句嘛。汪东兴说：我检讨什么？这样大的帽子我不能戴。如果形成会议决定的话，办公厅主任我可以不当，政治局的会我也可以不参加，现在主席的身体不好，我还要每天到主席那里去值班。会议休息时，汪东兴到了毛泽东住处，把江青在政治局会上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后很激动，也很生气，眼里闪泪，汪的眼里也含着泪花。这时，护士长吴旭君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总理来的。汪站起来要去接电话时，主席说，东兴同志你站住，你向总理说三句话：第一，你不要去参加会了；第二，我没有委托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没有提议在今天的会上讨论人事问题；第三，我这里的事别人无权干涉。汪东兴把主席的三句话报告了总理。刚回到主席的办公室，吴旭君又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纪登奎同志来的。汪东兴拿起电话，纪登奎就问：老汪，我什么时间去接班？汪东兴生气地说：你去问总理吧。不久，毛泽东把江青叫去，臭骂了一顿。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我这里有一个特务集团吗？我就是这个集团的头子！
汪东兴曾反对邓小平复出：他比华主席差远了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其实，那是1977年1月上旬，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竟以此假案为据，称李冬民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此处的“反华”，指反华国锋。
华国锋又强调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言而喻，华国锋拿出毛泽东这张王牌来压人。
华国锋的话，被归纳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个始终不渝地遵循。”
汪东兴为华国锋帮腔说：
“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陈云与邓小平有着深厚的友谊。早在1952年以后，陈云与邓小平同在政务院共事，陈云就说过：“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陈云称赞邓小平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邓小平也很赞赏陈云。在邓小平“三落”时，陈云从来没有跟随大流去“批判”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说：“陈云同志不落井下石，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1977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陈云指出：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文选》第三卷，23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指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虽说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仍是当时中共内部斗争的一大焦点。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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