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三国演义》可谓情有独钟。从13岁起始读《三国演义》，到逝世前还在谈论三国人物，他读三国持续时间之长、评价涉及范围之广，均为世所罕见。仅就三国人物而言，经毛泽东仔细评点的就多达30人，几乎囊括了三国时期各实力集团的主要人物。一方面，毛泽东的点评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在切中要害的同时，往往又能发前人所未发，可谓把历史读活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并非就史论史，而是紧密联系实际，阐幽发微，以史为鉴，可谓把历史用活了。 毛泽东独特的视角、开阔的视野，使得他的评点在诸多评论中独树一帜。
毛泽东看曹操            
毛泽东年轻时就对曹操十分推崇。1918年8月，他路过河南，特地与罗章龙、陈绍休三人到许昌瞻仰魏都旧墟，凭吊曹操，并与罗章龙作《过魏都》联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萧条异代西田墓（毛），铜雀荒伧落夕阳（罗）。            
诗中表达出毛泽东对曹操的钦佩之意。在毛泽东看来，曹操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位集政治、军事、文学才能于一身的人。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曹操，并给予高度评价。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反对贬损曹操，对把曹操看作奸臣的传统观念十分不满。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为曹操辩诬：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8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他在会上说：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感情会起变化，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这则故事来告诫领导干部不要脱离群众，可谓恰到好处。            
毛泽东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这样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是毛泽东给曹操定论的名篇。寥寥数语，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毛泽东十分喜欢曹操的诗。他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甚至注意到了曹操的养生之道。1961年8月，他向因病休养的胡乔木推荐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说：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1963年12月，他又写信给因病休养的林彪推荐《龟虽寿》，说此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1975年，毛泽东对北大女教师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了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在1976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把曹操和孔子、秦始皇、朱元璋并列。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毛泽东坚决主张为曹操翻案。          
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几天后，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等座谈《三国志》，说：《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但由于《三国演义》通俗生动，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都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史学界闻风而动。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从而在1959年形成了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说：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应恢复名誉。从此，曹操被恢复了历史名誉，京剧舞台上的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红点，示是好人。            
当然，毛泽东对曹操并非全盘肯定。他认为曹操的主要缺点有二：一是有时也优柔寡断。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曹操打过张鲁以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二是不能严于律己。毛泽东曾经批评过曹操执法。《三国志》中的《武帝纪》说曹操“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则在眉批中写下“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一语，批评曹操对人严而责己宽。      
毛泽东看孙权          
与曹操相比，毛泽东对孙权评价不多。但从他蜻蜓点水的议论中，可以看出孙权在他心目中也是人杰。          
从1953年到1958年，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借用孙权重用周瑜的例子，来说明选拔干部不能论资排辈，要注重能力，注重水平，要干预防守使用新人。这实际上是对孙权善于使用人才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对孙权年少而大有作为颇为赞赏。民间都说赤壁之战的胜利是由于诸葛亮“借东风”，毛泽东则认为：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者古亦有之。赤壁之战，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          
1975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召集政治局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的两句作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江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材运到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1970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再设国家主席，并以三国故事为例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中回顾中日两千年来的友好交往时说到了三国：孙权想找你们，派遣了一个三万人的船队。
毛泽东看刘备              
毛泽东曾多次谈论刘备，其褒贬十分中肯。              
他对刘备的赞赏，主要集中于刘备善于用人，善于团结各方人士。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乘专机自南京飞往上海，聊起了“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又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他多次强调刘备善于用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刘备的缺点，毛泽东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好感情用事，这是刘备的最大缺点。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由西柏坡至北平，路经刘备家乡河北涿州时，对警卫员们说：这里就是《三国演义》中说的“桃园三结义”的地方。刘备的野心大……但他志大才疏学识浅，好感情用事，在许多问题上用感情代替了政策。因为想报二弟关羽被东吴杀害之仇，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不听诸葛亮等谋臣的劝阻，贸然负气出兵，结果被东吴打得大败而归，自己无颜再回成都见诸葛亮和文武百官，死在临近湖北的四川省东部奉节县东的白帝城。              
二是这个人不能区分主次矛盾，因此导致了失败。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借用刘备的例子，指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毛泽东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当孙权数次征讨荆州时，刘备派了根本不执行“以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            
在讲述了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后，他接着说：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最终导致兵败身亡。              
鉴于这些，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曾明确指出：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            
毛泽东看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三国人物当中，诸葛亮是毛泽东谈得较多的一位，大概也是毛泽东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就说诸葛亮是“办事之人”，他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自己曾经表示：我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毛泽东十分重视诸葛亮的宣传鼓动技巧。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宣传鼓动工作时，他介绍了三国时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说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经常向干部和群众说诸葛亮的故事，教育他们重视学习文化和历史。1958年秋，毛泽东在河南郑州接见南阳县委的一位书记，说你们南阳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岗，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呵！分手时，毛泽东对这位县委书记说，我给你留下两句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毛泽东还对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大加赞赏。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诸葛亮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毛泽东看赵云        
毛泽东颇为赞赏赵云，特别是他的为人和胆识。        
1944年10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新四军的胜利出击和中国的救国事业》的社论，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华中的伪军，呼新四军为“四老爷”，比之为赵子龙，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啊，我是替四老爷保存的”。这段话中“比之为赵子龙”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添加上去的。这里所说的子龙，是赵云的字。        
毛泽东还曾经把自己十分喜爱的将领杨成武比做赵云。1967年7月，毛泽东准备离京视察大江南北，特别提出要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行。他向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说：非子龙不可行也。长征中，夺泸定桥、过草地，我都讲过还得杨成武，只靠宣言不行。赵云忠心耿耿，曾经长期出任刘备的侍卫长。    
1973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高级将领，一开始就说：这一班五虎将都伤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        
1976年4月，当在报纸上看到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其中包括有1500公斤以上的特大陨石时，毛泽东又不无感慨地说道：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
毛泽东看张飞        
优点值得赞赏。        
一是张飞“粗中有细”。1934年，毛泽东对来中央苏区开会的红军将领王震谈起《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关羽、张飞处理人际关系的优劣处：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惜小人。他以此勉励王震：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好，一个指头有问题。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矣；不要粗而不细，要学张飞“粗中有细”。        
二是张飞“有高度的原则性”。毛泽东非常喜欢看京剧《古城会》之类的张飞戏。据赵超构回忆，1944年6月，他们访问延安时，曾经陪同毛泽东看《古城会》。当剧中张飞自称“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露出那副得意神情时，毛泽东笑了起来。        
1949年12月，毛泽东又谈到了《古城会》说：当时在古城的张飞看见从敌人营垒回来的关羽，对他提出种种疑问，是张飞有警惕性的表现，是完全正确的。但关羽一旦斩了蔡阳，用行动表示了与敌人划清界限，张飞便开门迎接关羽，又兄弟团结共同对敌。        
三是张飞勇猛善战。毛泽东喜欢把自己手下勇猛善战的将领比做张飞，以表示对他们的赞许。
毛泽东看关羽        
关羽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三国人物之一。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对关羽的评价有微妙的变化。1917年夏天，毛泽东徒步游学旅行，在前往安化县城途中，看到路边亭柱子上有一副赞颂关羽的楹联：刘为兄张为弟，兄弟们分君分臣，异姓结成亲骨肉；吴之仇魏之恨，仇恨中有忠有义，单刀匹马汉江山。他把这副对联抄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关羽的形象无疑是高大的。      
随着革命经历的日益丰富，毛泽东对关羽的认识和评价也逐渐全面、深刻。        
1927年11月，毛泽东来到井冈山茅坪，寻找走散了的张子清所部三营（后来在湖南桂东县和朱德部会合）。当时有人怀疑张部有可能投降敌人。毛泽东说：不会的，三国时代的关云长，曾与刘备失去联系。曹操为了收用关云长这员大将，费了多少心机！可是，一旦得到刘备的消息，关云长便毅然离开拥有雄兵百万的曹操，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回到兵微将寡的刘备身边，成为千古美谈。张子清是我们党的干部，就比不上古人关云长？        
这说明毛泽东对关羽是肯定的。但与此同时，毛泽东谈关羽更多的是他的缺点与不足。         1932年初，毛泽东在与程子华谈话时说：关羽的弱点是自负凌人，以致发展到上当受骗，大意失荆州。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关羽。他说：关羽这个人虽然过五关斩六将，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    
1949年，在解决绥远问题期间，毛泽东曾经对薄一波等人讲过：《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盟军搞关门主义。建国后，毛泽东经常以关羽“走麦城”为例，提醒中共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谦虚，不要骄傲。    
1971年9月10日，在“林彪事件”发生前夕，毛泽东在杭州同南萍、熊应堂等人谈话，讲了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问题等。他在谈话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关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有一个判断，认为关羽的形象是统治阶级吹出来的。1974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对周恩来说：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出来并不难。现在四书五经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        
毛泽东对关羽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所讲述的关羽不姓关的故事，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注意到。1954年，毛泽东漫步在杭州九溪十八涧，给陪同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讲起了关羽不姓关的故事。他说：关公是指关为姓。关公自小很讲义气，一次为朋友打抱不平，在家乡杀了人。他知道杀人是要吃官司的，便立即逃了出来，打算出潼关，以甩掉官府的追捕。他日夜兼程，来到潼关时，还不到五更天，关门紧闭。好不容易熬到开关了，却又犯了愁。那时，官府有一项规定，凡过关的人都要进行登记。这可怎么办？千万不能报出真实姓名啊。眼看就轮到他了。他心急如焚地望着这高大森严的关门，忽然来了灵感，在关门前，我何不就说自己姓关呢。这就是指关为姓的由来。  
        
京剧《失空斩》是毛泽东最爱看的戏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百看不厌。所谓《失空斩》，就是《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三部折子戏的合称，是根据《三国演义》的故事改编的传统保留节目，其主角，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马谡了。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历来是作为严格执行法纪、军纪的范例而在民间和军中流传。毛泽东也常用这出故事教育、启发干部，形象地说明问题的实质。        
1948年8月，毛泽东要王建安担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协助许世友攻济南。王建安立即作了保证。毛泽东满意地说：好！我喜欢你的痛快。我们这叫演一场《失空斩》的戏。你是副将王平。失了街亭，打不了济南，我先斩许世友，我也要打你四十军棍；我嘛，则向中央上表，官降三级，你看行吗？王建安表示：看主席说到哪里去了，如果拿不下济南，先斩我好了……毛泽东最后说：好、好、好。我们就是君子协定，就这么定了。        
1951年冬，中共中央华北局将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材料上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在北京颐年堂，专门开会研究杀不杀刘、张。毛泽东比喻这是斩马谡，他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马谡所犯的错误实在太大，罪不可恕。虽功勋卓著，也不得不杀。      
毛泽东看司马懿            
在《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被描写成为一个城府极深、屠杀和禁闭曹氏宗室的奸臣。很长时间以来毛泽东对司马懿的看法，也没能突破传统文化的窠臼。1916年，青年毛泽东写信给同学萧子升，就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积极策划洪宪帝制的祸首杨度、孙毓筠等八人时，把司马懿和王莽、曹操等相提并论，把他们都归于反面人物圈。但随着人生阅历和革命经验的积累，毛泽东逐渐改变了对司马懿的看法，认为他有智谋，善分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1947年5月，毛泽东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一天，接到陈赓、王新亭自晋南战场发来的捷报，称歼敌2万，解放县城25座。他走在山坡上，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几段《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得司马领兵就往西行……周恩来听了说：主席，我们面前的“司马”现在可不是往西行呦！毛泽东止住了唱，风趣地说：刘戡？他不配当司马懿！          
任弼时在一旁说：我们面前的司马懿是胡宗南、蒋介石。毛泽东说：蒋介石和胡宗南都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面前没有司马懿，只有司马师呦！毛泽东所说的司马师是司马懿的长子，虽有权术，但刚愎自用，不及其父。所以毛泽东后来在与周恩来布置淮海战役战略战术时，又以司马师为例指出：不识时务么！他杜聿明和邱清泉、李弥，哪是刘伯承和陈毅、粟裕的对手？这次是司马师碰在了姜维手上，被困在铁笼山了！胡宗南、蒋介石都比不上司马懿，可见毛泽东对司马懿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当然，毛泽东也认为司马懿有明显的性格缺陷，那就是“怀疑心重”。他曾在谈“空城计”的故事时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重，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城内空虚，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毛泽东看郭嘉          
1959年，伴随着“大跃进”狂澜，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年春天，毛泽东一度潜心研读《三国志》，试图从中获取经验。他结合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评点三国人物，谈得比较多的就是曹操的谋士郭嘉。          
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详细介绍了郭嘉，几乎把《郭嘉传》里描写郭嘉为曹操谋划的史实都复述了一遍。他说：三国时，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27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说这个人如果在，就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吕布，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挪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38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大谈郭嘉呢？他明确指出：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说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          
同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向中共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7月11日晚，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被搞乱了，紧接着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        
其实，《郭嘉传》中并没有这句话，是毛泽东记错了。不过由此可以推想毛泽东当时的心态。郭嘉是曹操身边的重要谋士，被曹操称为“奇佐”。有郭嘉在，曹操就不会犯错误。经济计划之所以乱了，是因为没让陈云这样的“奇佐”管经济，所以他又想起陈云来了。          
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话题再次集中到郭嘉身上。他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做“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看曹丕与曹植        
对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毛泽东认为其政绩一般，但文才非凡。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徐州。登上云龙山，他感慨地对随同人员说，徐州籍竟有１０个开国皇帝，其中就有曹丕。        
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闲谈，说起曹操父子。他说：曹丕也是他儿子，也有些才华，但远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可他后来做了皇帝，是魏文帝。历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实际就是集中于他们父子的周围。一家两代人都有才华、有名气，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哪！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也指出：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祖德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        
对曹操的另一个儿子曹植，毛泽东也极为关注。        
毛泽东非常爱读曹植的诗，曾圈点过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七哀》等诗。1953年3月初，苏联驻中国大使病重，毛泽东心事重重地对李银桥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里引用的就是曹植《野田黄雀行》中的诗句，其下句是：“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1954年，毛泽东和保健医生徐涛谈到曹植，说曹植是曹操的儿子，很有才华，作品有自己的风格。         1960年5月，毛泽东在山东视察，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也谈论过曹植。舒同介绍说：东阿还有曹子建的墓。毛泽东说：那不对。曹植 先封东阿王，后封鄄城王，后封陈王。你们山东人就要抢曹子建。舒同说：有证据的。他这个墓在５０年代挖出来，挖出曹子建的佩剑来了。那个剑送到北京去了。毛泽东回答：陈王是后封的，我记得的。也许我记错了。那个《月赋》头一句就是他：“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言下之意，曹植在陈王封号上时，应（玚）、刘（桢）就病死了。应、刘都是“建安七子”，也都死于建安十七年。此事，不是东阿王时。直到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高级将领，得知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是东阿人时，禁不住问他：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可见，毛泽东对曹植的兴趣一直未减。
毛泽东看周瑜        
周瑜是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青年将领，文武兼备、风流倜傥。三十三岁时担任吴军统帅，火攻曹营，取得赤壁大捷，一举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东吴政权建立了丰功伟绩。        
建国后，百废待举，特别是人才极其缺乏。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突出强调要提拔青年干部。因此，多次提到三国时具有超人才干的周瑜。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以三国故事为例说：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鲁肃四十岁，曹操五十三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在此，毛泽东是把周瑜作为青年干部的典型加以肯定的。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跟他们谈到要多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他说：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他还说：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六分之一多一点……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周瑜显然是毛泽东这一判断的历史根据。        
1957年4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及提拔青年干部时，又以周瑜为例说：赤壁之战，程普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他接着说：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就“破除迷信”问题说：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周瑜、孔明都是青年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三十六岁。        
毛泽东还认为周瑜很有战略眼光，他曾经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周瑜是政治家，程普开始不顺从，他是老将军，同当右军都督。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无非乱中求治。接着，他又说：没有周瑜那种气概，年龄比周瑜大，经验也多。其他元帅经验不见得比你少，也没有程普那么老。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
毛泽东看吕蒙        
东吴将领吕蒙出身行伍。自接受孙权劝告后，发愤读书，学识提高很快，才略大进，见解独到，为许多老儒所不及。鲁肃曾称其“学识渊博，非复吴下阿蒙”。        
在毛泽东看来，吕蒙苦读书、善用兵，是一个靠自学成才的典型。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党的干部、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１９５８年９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张治中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专列上，毛泽东谈到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后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记口述，很感不便。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倥偬没时间。孙权便以自己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是主要的问题。吕蒙听从了孙权的劝告，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统帅，打了许多胜仗，还使关羽败走麦城。说到此，毛泽东建议说：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以后才受到教育的，他们不可不看《吕蒙传》。毛泽东又对他们说了吕蒙取荆州的故事：关羽攻曹军手上的樊城，吕蒙用计骗关羽把全军开到前方，然后轻骑疾趋南郡（江陵），南郡太守麋芳投降。关羽将士家眷留在南郡，吕蒙进城办法很好，对他们不但不加损害，还特加照顾，对年老的慰问，对患有疾病的给医药，对饥寒的给衣服粮食，对关羽的财产丝毫不动。对关羽派来的人很优待，使他和将士家属相会，结果起了很大的作用。关羽的将士知道了，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使得关羽不得不败走麦城。毛泽东要求罗瑞卿和公安战线上的干部读《吕蒙传》，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联系赤壁之战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吕蒙肯认真读书的事不止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曾多次读《吕蒙传》，赞赏孙权论吕蒙的“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并且在陈寿评“吕蒙勇而有谋”的六个字旁加了密密麻麻的旁圈。        
1972年，毛泽东曾就大字本《吕蒙传》注释、点校时再次指出：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他又举了吕蒙读书的例子勉励高级干部要重视文化学习。
毛泽东看陆逊        
陆逊是东吴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第四位战功卓著的将领，毛泽东对他赞赏有加。        
彝陵之战是孙、刘两集团之间的决战。陆逊是这次大战东吴方面的指挥官，指挥若定，大败刘备。毛泽东曾经批评刘备说：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他当然不是陆逊的对手。他说：最初陆逊是吕蒙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以后继吕蒙当了统帅。陆逊知己知彼，很会打仗，毛泽东认为，陆逊指挥的彝陵之战和汉楚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曹袁官渡之战等一样，都是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        
1941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刘备的错误，说到了陆逊。他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时，在不少地方作了批注。        
陆逊在彝陵大战前奉行以逸待劳的方针，东吴诸将不理解，十分激愤。但陆逊不为所动，甚至以军令训诫：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毛泽东对此评价很高，批注：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        
大战胜利后，陆逊没有听从徐盛等人乘胜追击捉拿刘备的建议。对此，史家多数给予肯定。清代学者何焯认为，陆逊深思熟虑，“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毛泽东认为何焯的评价中肯，写下了“何评有理”的批语。可见，他对陆逊在彝陵之战后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充分肯定的。  
毛泽东看夏侯渊与刘晔        
夏侯渊是曹操手下一员悍将，勇猛果敢，但却常常轻敌。曹操曾经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持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毛泽东非常欣赏曹操的这句“为将当有怯弱时”，几次在谈话中提到这句话。这表明毛泽东是同意曹操对夏侯渊的批评的。        
1971年10月，在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即将派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毛泽东专门谈了防止骄傲的问题。他举《后出师表》中说曹操“几败北山”为例，说：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领了一半军队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三国志•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持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可能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刘晔是曹魏重臣，曾经长期跟随在曹操身边，出过不少奇计，后又辅佐曹丕和曹叡，是曹魏的三朝元老。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先后向干部推荐读《三国志》的四篇传记，即《张鲁传》、《吕蒙传》、《郭嘉传》、《刘晔传》。毛泽东熟读《刘晔传》以及裴松之的注，并对裴所注《傅子》中的一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傅子》曰：晔事明皇帝，又大见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持不可伐蜀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从驾行天渊池，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谦谢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过听，拔臣群萃之中，立之六军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尽言。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        
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作了如下批语：“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刘晔的足智多谋和善于应变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谈论曹操缺点的同时，也赞扬了刘晔。
毛泽东看袁绍        
毛泽东评价袁绍，集中于1959年，主要是出于鉴戒的目的，他多次把袁绍作为反面人物来教育干部和群众。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举反面事例时提到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旨在说明对新事物要敏锐，要及时作出正确判断。        
不久，在杭州西湖刘庄，毛泽东和秘书林克聊天时又谈到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他还引用了曹操批评袁绍的话：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事也。        
同年6月，毛泽东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又提到袁绍。他说：新闻工作，要看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是多谋善断。他强调：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言，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7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李锐、胡乔木等谈话时又谈到袁绍。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不会用将。《三国志》里《曹操传》（应为《武帝纪》）、《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毛泽东的这些评论，显然是针对“大跃进”、“共产风”等错误而言，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以袁绍为戒，善于谋划、果断决策、知人善任。        
1971年11月8日，在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夕，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人。他在谈到进入联合国是一个大胜仗后，紧接着说：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毛泽东看刘表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刘表是一个虚有其表，徒有其名的人。        
卢弼在《三国志集解•魏书•刘表传》中这样记载：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在读到此处时，写了四个字的批注“虚有其表”。这表明，在毛泽东看来，刘表外貌伟岸，骨子里却优柔寡断。        
实际上，毛泽东在评价刘表时，是拿曹操作参照的。他在读《刘表传》时还作了一些旁批，多把刘表和曹操作比较，称赞曹操，批评刘表。        
裴松之引司马彪《战略》，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不服，进行反抗，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这里，在“皆斩之”三字旁画了很粗的线，在天头上批注：“杀降不详，孟德所不为也。”        
汉献帝被曹操挟持到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这时，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一方面又与北方的袁绍勾结。刘表手下的治中邓羲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到此处，评注：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于建安五年攻长沙张怿获胜，于是“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在此批注：“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1965年，鉴于国际上的反华浪潮，特别是中苏交恶，叶剑英作了一首七律《远望》：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叶剑英将诗送给毛泽东，请他批改。毛泽东看了大加欣赏，对其中的两句“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尤为称赞。诗中的“景升父子”就是指刘表及其子刘琮。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对刘表是多么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