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香港六七暴动
香港，祖国南大门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的领土。19世纪下半叶，英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侵略战争，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1842年）、《北京条约》（1860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强行割占、租借了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从此香港脱离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开始了“米”字旗统治下的屈辱岁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4 日，广州解放，英国占领下的香港门户洞开、挥师南下、所向披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邓华所部之十五兵团17日进驻深圳河畔，香港解放指日可待。但就在英国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际，他们发现大军压境的解放军突然按兵不动了，似乎并无南进一举解放香港之意，原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已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暂时不动香港”，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实践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数十年的发展证明，我党在建国初期“暂时不动香港”的政策是极其英明正确且富有远见的。正是有了香港这一得天独厚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我国才突破了以美帝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实行的重重封锁与禁运，从而不断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并最终走向了世界。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的，在文化大革命那举国狂热，大批“地资反富右”的年代，“暂时不动香港”的英明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革命者”的冲击。要不是周恩来总理在最后一分钟挺身而出，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毅然阻止“四人帮”派军队进入香港，那么香港今天得历史也许要重写！
196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成员和当时没有被点名靠边站的政治局委员共32人。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立即收回香港，结束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决议。
关于立即收回香港的议案，是在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一文后半个月，亦即4月中旬，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等人首次提出的。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伯达、谢富治和张春桥负责起草收回香港的方案。
几天后，陈伯达等人就拿出了起草方案：1967年9月 15日收回香港，9月25日前组成广东省香港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迎接10月1日国庆节。方案还提出了收回香港的三种可能方式：一、采取军事行动，从海、陆、空进军香港，收回香港。二、由中国政府照会英国当局，限英国当局于9月15日前把香港政权交给中国。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公布收回香港日期和将采取的军事行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采取第一和第三种方式，并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杨成武、江青、汪东兴、张春桥、张秀川为副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负责，还决定由谢富治、黄永胜、张秀川组成香港市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由谢富治任组长。此外会议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英国当局赔偿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造成的损失，归还掠夺中国的文物。
1967年8月20日，陈伯达工作领导小组完成了各项布置和计划，决定动用两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另一个师待命，同时还组织3000名干部随军进港，随时准备接管港英各部门。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周恩来总理感到事关重大，他迅速联络了朱德、董必武、陈云、李先念、陈毅、李富春、刘伯承、叶剑英等老同志，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暂停收回香港。周恩来还亲自先后7次做毛泽东的工作，他向毛泽东提出了暂停收回香港的三点理由：一、香港现阶段存在有其经济价值；二、香港的发展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创造；三、香港工商界对现阶段收回有抗拒性，倘若抽资外逃，近400万香港人是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不愧是一个伟人，在冷静思考之后，终于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并迅速做出三项决定：一、暂停进行收回香港的各项准备工作；二、建议五年至十年不作新的决定；三、向英国表明，不准香港变成反中的地区，不准台湾势力渗入香港，如果发生剧变，中国随时收回香港。
周恩来的建议，使香港、中国乃至世界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大灾难，对此，人民应该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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