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资源紧缺，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萧军与萧红分手后，与丁玲谈过恋爱，后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订婚，辗转赴延安。但延安后，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粘粘扯扯。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出席，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了一句：“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才把匕首收起来。本文作者叶文龙，选自其个人博客，原题为《延安时期的女性资源及其流向》。
毛泽东曾说：“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
1938年，诗人何满子与志同道合的女学生郭维琼经武汉到延安。何在陕北公学学习;郭进入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两人保持着亲密联系。约半年后，何忽然接到郭的来信，说组织上安排她陪同一位老干部到晋察冀前线。何满子在名为《跋涉者》的自传中回忆：“‘陕公’与安吴堡青训班常有人来往，我得知一些情况，知道我们的关系完了。”
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约定：不嫁老干部。但是，在现实面前，很多知识女性却在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之间，面临两难抉择。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这样描述延安女性的尴尬：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一位40多岁的江西老红军娶了一位城市女生。老红军是八路军120师某旅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上前线后，收到女学生情书，最后一句：“我给你一个亲爱的吻。”部长持信找到捎信人：“她给我捎了东西，东西在哪里?”捎信人一脸茫然：“她没有捎东西啊?”部长指着信：“这不是给我一个亲爱的物?这个物在哪里?”这则笑翻故事很快成为“老红军”与“女学生”结合的经典段子。
一位历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的浙大女生，经“组织介绍”嫁给一位出身佃农的老干部。最初，革命热情很高的女生服从组织决定，照例周六回到老干部窑洞，往往一宿无话。日子一久，女生渐渐厌烦。一次，她邀丈夫月下散步，老干部说：“月亮有什么好，圆圆的活像一个烧饼。白天干了那么多的工作，晚上在外面乱走有什么意思?”浙大女生哭肿双眼，悄然离家，留下一道诗：“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将明月比烧饼;从今不盼礼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从此不归，组织上也无法说服女生。官司打到毛泽东处，毛写诗回应女生，替老干部辩护：“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间两画饼;寒来花月不能衣，饥时一饼胜千金。”
老干部窗前选美，24小时闪婚的“革命爱情”，“演出”不断。林立果未婚妻张宁之父张富华，1929年参加红军，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晨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岁的“大洋马”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结了婚。“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我爸爸。”张宁在回忆录中说。
延安时期，局势相对稳定，组织上也鼓励干部、官兵积极解决“个人问题”。干部们当然想找有点气质的姑娘，而要“有气质”，自然得上点学、读点书。米脂乃陕北首富县，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军内称米脂县为‘丈人县’。”
1938年，16岁的何鸣刚入抗大，便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对象。抗大队长兼教员聂凤智最终胜出，因为他不久兼任卫生所所长，与女护士何鸣有更多的“正当接触”。聂凤智的表白语：“我是党员，你也是党员，双方都是共产党员，也都没有传染病，双方自愿在一起，谁都不强迫谁。”聂凤智15岁参军，闻战则喜，身上有11个枪眼，负伤八次。何鸣：“他打仗勇敢，这一条就招人喜欢。”1940年元旦，26岁的聂凤智与18岁的何鸣在晋察冀结婚，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主持婚礼，吃了大白菜豆腐，“搞得还蛮热闹”。
女性资源紧缺，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萧军与萧红分手后，与丁玲谈过恋爱，后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订婚，辗转赴延安。但延安后，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粘粘扯扯。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出席，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了一句：“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才把匕首收起来。
1937年11月底，从苏联经迪化(乌鲁木齐)到延安的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1月，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休养三个月。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受命到陕北公学第五队女生队去挑人。“经过五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于陆华)。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3月，陈云、于若木结婚。
1938年，山西汾阳东南一带，八路军685团团长杨得志掏出1块钱请带路老乡帮忙买点鸡蛋，竟买来20斤。一位当地老乡替尚未婚娶的杨团长找来一位姑娘，长得俊，还是高小毕业，两头都愿意，但女方父亲要杨团长出100块钱彩礼，杨最多只能给几百斤粮食，人家不干。杨得志后升任344旅代旅长，过汾河前，杨得志还想带走这位姑娘，“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100块钱来。”
1938年，天津女生薛明投奔延安。第一次见面，贺龙便向薛明发出邀请：“我那儿有一个会做天津包子的厨师，今后你可以到我那儿去玩玩，看看这个天津包子像不像。”此后，虽经组织撮合，薛明一直没动心。她对贺龙真正动心是一次大雨。那次，薛明被派往贺龙驻地汇报学习整风文件心得，汇报结束后贺龙送薛明回住处。恰逢大雨，天黑路滑，薛明一只脚陷进泥沼，贺龙回头拉她。她一抬头，一个大闪电，贺龙穿着长筒皮靴，白衬衣扎进灰裤，腿长步大，虽然年纪较大，她还是觉得他很帅。这次雨夜送行迅速在西北局“传为佳话”。1942年8月，贺龙娶了比他小20岁的薛明。
1939年10月，经陈赓撮合，41岁的彭德怀与21岁的中组部干事浦安修结婚，几位红三军团老战友参加婚礼。滕代远拿出一月津贴——五元，炖了一盆猪肉，买了花生、红枣，算是很热闹很上档次的婚礼了。
1939年初秋，前方不少领导干部陆续回延安，以出席“七大”。邓小平与卓琳、孔原与许敏同时举行婚礼，杨家岭窑洞前摆了一长溜宴席，非常热闹，相互劝酒。留苏生孔原在战友的连连进攻下喝醉了，昏睡一晚上。邓小平却一杯杯与人“干”，神态自若。后被揭底，喝的大多是白开水。
关于江青与毛泽东恋爱的具体经过，据江青透露是毛泽东主动找的她。据江青向美国人维特克介绍，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曾亲自找她出来，送给她一张他将在马列学院做报告的入场券。她感觉震惊又敬畏，始而谢绝，继而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接受了邀请。一直跟随毛泽东身边的叶子龙回忆，从洛川到延安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那时，延安的文化活动很多，经常由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演节目，无论官兵一律购票入场，每张票5分钱。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
1937年1月毛泽东随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工作之前，周六晚上过来，周一早上回去。据警卫员蒋泽民回忆：“江青回来后，对毛泽东比较关心，照顾得也还周到。毛泽东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笔靠在藤椅上休息时，江青立即给毛泽东点支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留声机，放一段乐曲。在那动听的像小河流水一样清清流放的音乐中，毛泽东很快消除了疲劳，又继续挥毫疾书。有时候，江青也给毛泽东唱段京戏，她的唱腔不错，毛泽东微笑着听着，欣赏着。”“江青初到杨家岭时，晚饭后经常陪毛泽东散步，我们警卫战士远远跟随，保卫他们的安全。火红的晚霞中，苍茫的暮色下，毛泽东和江青并肩而行，主席身材魁梧，江青窈窕。望着他们缓缓而行的背影，我从心里祝福他们幸福。”
毛泽东在杨家岭住过的窑洞。坐北朝南，三孔窑洞围合成一个小院落。当中一间是起居接待室，两边分别是毛泽东、江青的卧室。毛泽东的卧室兼作书房、工作室。
毛泽东与江青的恋情公开后，曾经在长征路上与贺子珍结伴为战友、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谢飞后来回忆：“我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全都不满意，气得直跺脚，这么个女人!有的公开写信，有的人秘密写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写了三封。大意是这样的：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
据杨尚昆晚年回忆：“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
陈云当时也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他曾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话，说毛主席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回去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立马打电话给陈云，质问道：“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在凤凰山窑洞里外摆席四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苏联塔斯社记者兼共产国际驻延安观察员彼得·弗拉基米罗夫，在日记里记下对江青的深刻印象。她总是那么和蔼健谈，喜欢骑马，喜欢读书，对世界文学名著涉猎广泛。“江青照顾他(毛泽东)的健康、日常生活和衣食，是他最信得过的秘书。”平时家庭生活中，“毛泽东完全处于他的影响之下，他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她。奥尔洛夫对我说，没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时甚至不肯试体温，不肯服药。”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江青坚决要求与毛泽东在一起。行军路上，风餐露宿，道路泥泞，大部分时间借住老乡家里，江青身上染上了虱子和跳蚤，她没有怨言：“当时我身上有个搪瓷缸子，栓在皮带上，一个战士有个热水瓶，倒水给主席喝，给我喝，再给警卫战士喝，都在一个杯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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