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农历丙辰年闰八月十三日。据气象预报：北京地区，白天阴转多云，风力二三级。夜间，多云转阴，风力一二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是有利于行动的好天气。这一天是普通的一天，也是历史上难忘的一天。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汪东兴严肃地压低声音对大家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党中央要求我们必须坚决果敢地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有问题吗？”每个行动小组都坚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本文选自《百年潮》2012年第10期，原题为《详忆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作者武健华曾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以汪东兴副手的身份参加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整个过程。
粉碎“四人帮”后的北京天安门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骨干。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说：“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虽然已经过去36年了，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某些历史真相仍属未解之谜，一些重要人物，如汪东兴所起的作用仍是知之不多。当时，我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在粉碎“四人帮”的酝酿阶段，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之间的活动我也知道一些。当时，汪东兴在华、叶处商谈后，回来都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和我通气。现在就我所知，照实写出来，如能为党史工作者及广大读者提供些参考，我将会感到极大的宽慰。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李先念同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有关回忆录和传记中都有详细记载。因为本文谈的是我当年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现场抓捕“四人帮”亲眼所见的人与事，涉及的面有限，不能一一提到，请广大读者予以理解。
9月14日夜，汪东兴和李鑫向华国锋进言：要设法除掉“四人帮”
毛主席逝世以后，9月10日晚，将毛主席遗体送到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期间，汪东兴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值班和休息。我作为吊唁期间主管人民大会堂警卫工作的人员，也同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值班。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9月9日凌晨2时在政治局讨论治丧问题会上，江青哭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9月10日王洪文在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等等。李鑫还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康生秘书），对“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知道一些。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政治局开会前，他们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了，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了解和分析，很多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提的意见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人民大会堂，让他对“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来下决心。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家，和华国锋谈了“四人帮”在钓鱼台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了除掉“四人帮”的意见。李鑫在华国锋家里吃的晚饭，边吃边谈。当天夜里，李鑫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9月12日上午到10月2日下午，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三次密谈
第一次密谈。1976年9月12日，即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元帅（以下简称叶）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以下简称汪）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又说：自9月9日以来，你是日夜地忙，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
汪：事情的确很多，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来信像雪片一样，秘书处忙于答复。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去越南取经的专家尚未回来，预计遗体保护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叶：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他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汪：毛主席逝世时，正好是华国锋和张春桥值班。我们在主席那里值了几个月的班，亲眼看到医生、护士高度负责，全力投入治疗和抢救，怎么可以无根据地怀疑他们呢？
叶：我们都能理解，我想你能顶得住压力！
汪：叶帅，压力我是不怕的。你知道，他们早就想把我搞掉。1967年1月，江青一伙就一直在幕后策划，在中南海内掀起“火烧”汪东兴的活动，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评我。主席知道后说话了：“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后来江青一伙又给我戴上“特务头子”的帽子，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调离我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撤掉我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毛主席识破了，制止了。
叶：你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经历了不少难办的事情，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种锻炼。我虽然老了，但锐气还是有的。看来，我们与他们的这一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汪：对这伙人，多年来我是看透了，他们搞分裂党的活动，是绝不会罢休的。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倒不死，将永远是他们的对手。
叶：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毛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后大为不满。她又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第二次密谈。1976年9月15日，在京的外国同志和朋友以及外国专家，同首都群众一起瞻仰毛主席遗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并在吊唁大厅分别接见前来吊唁的各国朋友，会见外宾。叶剑英元帅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
汪东兴把今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帅作了汇报。
叶帅听后说：他们气势逼人，向华国锋同志出难题，逼他表态。
汪：那天因为夜已深，没有打扰你。华国锋同志同我商量后决定，改为中央常委会听取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对毛主席处文件处理意见的汇报。
叶：好主意，我们不能上当。他们正在挖空心思向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中央常委会要权力，想挤进中央常委会内。做不到！今年我们党先后有三位领导人与世长辞了。“四人帮”乘机作乱，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
汪：江青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内同他们的斗争是势不两立的。
叶：他们背离党中央，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阴谋诡计，搞分裂，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
汪：主席生前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讲过陈平、周勃平吕氏乱，巩固汉室的这段历史。我看主席这话是有所指的。
叶帅点头说：老实说，“四人帮”的罪恶比吕氏尤甚！他们迫害致死多少老同志啊！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当叶帅谈到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问题时，汪东兴对叶帅说这个问题据我了解是这样的：
1967年7月17日晚8时许，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召集周总理等一些老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一起开了一个会。会上毛主席说他要离京外出一段时间，并谈了他离京后的工作问题。江青一伙不让我随主席外出，理由是我是办公厅主任，走了谁来抓这一摊工作。主席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席说办公厅主任可以找人代理嘛！又说可以叫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主席说了话，就这样定下了。
主席对参加会议的同志说：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因为当夜主席就要离京，会后我马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办公厅工作会议，传达了“118”会议有关的重大事项，并要求大家认真地贯彻执行。
1967年7月中旬，陈伯达在一件关于批判刘少奇的“请示报告”上圈阅同意，并将刘少奇三个字中“少奇”两字勾掉，又在“刘”字后面加上“邓、陶夫妇”四字。7月18日，北京的一些群众组织数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批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以后又有一些群众组织在中南海周边“安营扎寨”，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
当时毛主席住在上海。武健华同志得知戚本禹在组织大会批斗刘、邓、陶夫妇后，先后两次打电话报告了我。我当即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让我马上给周总理打电话，请周总理告诉他们，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总理说：“主席的指示我知道了，你最好直接和戚本禹讲讲。”我又把主席的指示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
戚本禹很不高兴地说：“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家里的事由我来办。”说完就气哼哼地把电话挂断。
据事后了解，江青一伙并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他们还是阳奉阴违地组织批斗了刘、邓、陶夫妇。
叶帅听完这段话后说：他们无法无天！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灾难又要临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眼下我们不得不防啊！
第三次密谈。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元帅按照预约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他把身边随员留在楼下，自己一个人上了楼。进屋后，他沿着靠海的窗户边看边说：这房子貌不出众，但地点好，看得远，幽雅安静，是办公的好地方。
汪东兴给叶帅冲了一杯龙井茶，对叶帅说：请坐下来谈吧。
叶：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汪：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帅探着身子、压低着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汪东兴庄重地说：叶帅，你是我们党内以深思熟虑、多谋善断而著称的领导人，由你和华国锋同志一起领导，团结政治局大多数委员，我看优势会在我们方面。
叶帅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我同先念、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你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做得对。
汪东兴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
叶帅异常激动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下手了！他们是在逼华国锋摊牌，交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太阳已经落山，汪东兴对叶帅说：叶帅，消消气。今晚请你尝尝我们家里的饭菜。
叶帅很高兴地和汪东兴一起进了晚餐。
叶帅严肃庄重地说：好！就这样说定了。我现在就去华国锋那里同他谈，具体问题由你今晚去华国锋那里谈，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尽量做到知密范围小，但也不排除出点小的乱子。
汪东兴说：肯定有风险，但力争不出乱子。
叶帅临出门时叮嘱说：事实摆在眼前，逼着我们要加速进程，不能失掉良机。4日下午我再来，不要打电话，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不要惊动了他们。
汪东兴说：我明白。
华国锋要汪东兴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
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副主席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汪东兴对他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回话说：叶帅刚才来过。你们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刚才我和叶帅商议过，由你先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我们再来议定，你看这样好吗？
汪东兴想了一会儿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明天我再来汇报。
华国锋又进一步明确地说：形势逼人，争取在一周内解决怎么样？你尽快准备，但也不要过急，没有准备好，不能动手。
汪东兴表示同意：我争取一周内做好准备，没有把握的仗，绝对不能打。明天我把方案拿出来咱们再定。
华国锋说：你制订方案时，还要考虑到困难和阻力，而且时间紧迫。
汪东兴说：时间是很紧了，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中南海，在江青家里谈了很久。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头。
华国锋最后说：那好，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见面，不打电话了。
汪东兴要张耀祠、李鑫和我三人与他一道谋划
1976年10月2日晚，汪东兴送走叶帅后，已经是7点多钟了。他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盘算了一会儿，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我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由于工作的关系，汪东兴和我们多有接触和交谈，所以大家对局势的现状，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判，中央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大致都是清楚的。我们三人到场之后，汪东兴就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画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攒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他说：“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我回来后，咱们继续讨论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他准备离开办公室时，又告诉正在交接班的高成堂、孙守明两位秘书，在他的办公室旁为李鑫和我准备一间办公室和卧室，从现在起，他们就在这里办公和休息。回头他又交代张耀祠，你回去要内紧外松地抓紧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的日常工作和人员情况，这几天不要发生意外事端，有事随时当面通气。
10月3日凌晨3时，李鑫和我在汪东兴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我们商量的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东兴和我们进行了详细研究。
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本着以下四条原则去考虑问题：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权抓到手。他曾经在近期找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的关注，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对研究《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泽东选集》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辞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在怀仁堂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有二：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就是监护审查。
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方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讨论到最后，汪东兴遵照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对李鑫和我的工作进一步作了明确分工：李鑫集中精力起草将来提请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起草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我协助汪东兴组织和实施有关行动方面的各项任务，同时做好协同各个部门和环节之间的工作。
张耀祠除坚持日常工作外，到时将负责处理毛远新，并与我一起解决江青的问题。
我们对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
汪东兴分别向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汇报粉碎“四人帮”的实施方案
1976年10月3日晚9时，按约定时间，汪东兴和华国锋同志在东交民巷华国锋的办公室又见面了。汪东兴向他详细汇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说：我看这个主意好，免得夜长梦多。准备时间是否由10天缩短为6天，我们还是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果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汪东兴说：那好，我再向叶副主席去汇报。
1976年10月4日下午，叶帅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四次密谈。
汪东兴在大门口迎接叶帅。看叶帅走得很急，气喘吁吁，面孔涨得通红。汪东兴请叶帅慢慢走。叶帅没有放慢脚步，边走边说：慢不得！要一鼓作气啊！
叶帅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2日晚上，我去了国锋同志那里，他告诉我你刚从他那里离开。我把咱们的想法都同他讲了。他认为我们的意见和他的想法原则上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根据国锋同志的要求，我和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一起商量了一个粉碎“四人帮”的实施方案。昨晚，我又去了他那里，把我们研究的实施方案向他详细汇报了，国锋同志认为可行，要我再向你请示汇报，看你还有什么新的意见。
叶帅示意汪东兴继续讲。汪东兴把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作了详细汇报。叶帅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他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帅接着说：当然喽，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汪东兴很赞成叶帅的指示，强调说：叶帅讲的，都是从我党历史上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我们将要求所有行动人员务必切实做到。
最后，叶帅说：基本上准备好了，应抓紧睡个好觉，保持精力充沛，士气旺盛，保证打好这一仗！
汪东兴说：我们一定组织好，请叶帅放心！
10月5日下午，华国锋在汪东兴陪同下，亲自检查了设在地下工程内的隔离点
1976年10月4日上午，汪东兴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以及我一行四人，以一级战备的名义，检查地下工程内各个隔离点，并对地下工程的安全措施、家具用品、盥洗器具、机电设备等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后责成8341部队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在绝对保密的原则下，紧急动员最必需的部队，按使用状态，做好一切准备。
10月5日下午，汪东兴陪同华国锋到地下工程，对各隔离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认为完好可用。
此后，汪东兴和我又对怀仁堂会场及其大门入口、停车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对有关的武器弹药、车辆装备、通信联络、后勤保障等工作进行了详细布置和检查。同时，还制订了非正常情况时的几种应急预案。
行动人员的挑选和编组：我们从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条件以及对情况是否熟悉等几个方面考虑，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挑选，从警卫局的局、处、科级干部中，从8341部队的师、团、营级干部中，选出了行动小分队和参加此项任务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编组。
1976年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向华国锋请示8341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配合问题
1976年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两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向他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8341部队在行动时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配合问题。华国锋把刚刚离开他家的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又请回来一道商量。
汪东兴对吴德说：我们两家协同行动有三个方面：一是首都的安全，北京卫戍区负责，8341部队仍负责其原有的防务；二是，这次行动我们负责的对象是“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的人由你们负责解决；三是，有关姚文元的问题。姚文元家住北京市西城区按院胡同，那里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担任，不属于8341部队管辖。按照这次行动方案办，如果姚文元接电话后立即来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他借故不到，我们马上要去他家行动。为防止发生误会，我们建议北京卫戍区有一负责同志，能到中南海来同我们一起组织这次行动。
吴德说：我们负责解决的对象住得比较分散，这些人不能就地监护，要找地方安排，行动时可能惊动周围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设法解决。首都的安全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全面部署，配合你们解决姚文元那里的问题，我们已决定请吴忠司令员去中南海。
华国锋最后说：那好，分工和配合的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与叶帅都谈过，就照这个行动方案办。现在看起来，经过五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会是有把握的！
汪东兴进行战前部署，8341部队随时处于战斗状态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农历丙辰年闰八月十三日。据气象预报：北京地区，白天阴转多云，风力二三级。夜间，多云转阴，风力一二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是有利于行动的好天气。
这一天是普通的一天，也是历史上难忘的一天。
上午8时许，汪东兴同往常一样，让秘书告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请他们通知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内容有两个：（一）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整个上午，一切都那么寻常。快近中午时，我经汪东兴同意，到中南海周围看看动静，观察一下有无可疑状况。我先从南海走到中海，着重看了中南海大西门到怀仁堂一带；又骑上自行车环绕中南海外围转了一圈，特别对中南海周围的几个制高点：电报大楼、景山、白塔等处进行了观察，一切照常。回来后，我报告汪东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汪东兴说，按照计划进行。
10月6日下午3时，张耀祠和我到了汪东兴南楼办公室，他要同我们商定当晚控制江青和毛远新的实施办法。汪东兴对张耀祠说：今晚8点，由你带上李连庆那个行动小组的四个人，先去把毛远新监护起来。你现在回去后，先找李连庆研究布置具体执行方法。处理完毛远新的问题后，你在丰泽园值班室等武健华带人来，然后你们一起去春藕斋隔离江青，由你们向江青宣布中央的决定，对她隔离审查。你看这样可以吗？张耀祠说没有问题，领受任务而去。
10月6日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汪东兴分别对每一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下达任务。
第一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王洪文的问题。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隆、王志民。
第二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张春桥的问题。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昇、任子超。
第三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江青的问题。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
第四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姚文元的问题。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
现场担任警戒的小组成员有：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
汪东兴严肃地压低声音对大家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党中央要求我们必须坚决果敢地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有问题吗？”
每个行动小组都坚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汪东兴又向大家宣布了三条纪律：
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
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第三，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如何互相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分别向你们布置交代。
10月6日下午5时，我又在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紧急召开当晚参加行动的其他一些同志的会议。他们是：8341部队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服务科科长孙洪起、副科长孙振发，交通科科长曹志秀、副科长李合；汽车驾驶员：史友令、俞桂兴、尚占良、王明臣、吴增彬、张中臣。
我按照汪东兴的讲话精神，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作了政治动员，下达了具体任务，提出了保密要求，宣布了三条纪律，通知当晚6时30分分别集结到指定位置，听候命令。
会后，我忙着到南楼汪东兴处三言两语向他报告了东八所开会的情况。他一边听我讲，一边看看手表说：“你现在就到怀仁堂，先检查一下，不要有任何疏漏，我一会儿就到。”我随即驱车赶往怀仁堂，车停放在宝光门隐蔽处。当我跨进怀仁堂大门时，行动队员和会场工作人员正在向怀仁堂集结。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坐镇怀仁堂，决战“四人帮”
晚上6时30分，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下车后，他指示司机李合把车开到西楼大厅北侧，在灰色院墙之间的夹道隐蔽。同他一起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按照计划，留在车上。他双手抱住皮包放在膝盖上，包内是他奉命起草的稍后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三个重要文件。
此时，尽管诸事布置妥善，还是怕有什么事情被遗漏，或者在意想不到的环节上出现差错。汪东兴严肃地说：“我们再看看去！”
他从怀仁堂正厅、礼堂，到东西大院，直到门前车场，对所有警戒哨、潜伏哨、机动分队及警卫值班室，一一亲自检查，再一次明确他们的任务，重述处置措施。
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
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分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口只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
随身警卫人员当晚一律不准进入怀仁堂现场，依照过去大型会议活动时的规矩，都安排在怀仁堂斜对面的“五间房”休息。责成警卫处处长丁志友在怀仁堂前厅警卫值班室切实执行，严格把关。
五个行动小组，准时分别集中在指定位置待命。
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行动小组，此时正在怀仁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有的在做类似运动员入场前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擒拿格斗的动作。
与此同时，其他三个行动小组，业已分别集结在怀仁堂以外指定位置。
负责处理江青的行动组组长高云江，同两名成员和三辆轿车，正隐蔽在丰泽园后门西侧便于去春藕斋的马路边。他们暂时都坐在由史友令驾驶的红旗保险车上。
担负处理姚文元任务的行动组组长滕和松，同全组成员及三辆轿车，位于交通科以南小桥处待命。不同的是这里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以备在必要时配合行动。
负责处理毛远新的行动组组长李连庆，按照张耀祠下午的安排，在丰泽园内正伺机而动。
汪东兴在检查了以上各项警戒部署和各个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当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怀仁堂正厅是一个多功能的大厅。今天这里的布置却与往常不同。汪东兴亲自指挥服务科孙洪起、孙振发两位科长，按照他的意图进行调整。正厅的北侧原来就矗立着一扇白色纱绸的大屏风，为了便于隐蔽，利于行动，又在正厅的中门以东，由南而北，再增加几扇中小型轻便的屏风。沙发一律撤掉。这样，就把整体有800多平方米的正厅，减小到三分之一的空间。场内坐北面南摆了一张不大的长条会议桌，桌子后面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两把扶手椅。桌子上原有的茶盘、茶杯、烟灰缸、文具等等，全部撤掉，以防万一。两位科长在机动队员的协助下，熟练迅捷，在几分钟之内，就调整就绪，完成了“战场准备”。
此刻已是晚上7点20分了，我快步走到怀仁堂大门外去看看情况。刚迈出门槛走下台阶，就看到一辆大型红旗车开着微灯，正徐徐驶进中南海西门，瞬间便停靠在怀仁堂门前。叶帅下车后，手搭车门，泛泛地扫视了停车场，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地走向怀仁堂。
“叶帅到了。”我在大门前向叶帅饱含敬意地说了一句。
叶帅停步向我看看，像往常一样面露微笑：“东兴同志呢？”
“他在正厅外间。”叶帅一边听我回答，一边走上不高也不陡的石阶，经怀仁堂大门，沿着东侧休息室走向正厅。
汪东兴见叶帅进来，紧走几步，在正厅与礼堂的结合部，同叶帅一边握手一边说：“叶帅，请放心，按照预案，我又检查了一遍，一切都落实到位，定会顺利完成计划。”
叶帅在礼堂柔弱的灯光下，环顾着四周，一切井然有序，他沉默片刻，若有所思地说：“这是背水一战呐！‘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指望的就是顺利取胜哟！”
汪东兴微微点头，充满信心地答话：“打好这一仗，我们是有把握的！”
晚上7点40分，华国锋副主席从中南海北门进来，车停在游泳池后，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接着他又把刚才检查的情况简述了一遍。华、叶、汪三人站成一个品字形，时而挪动几步，时而停立对视，倾心攀谈。
汪东兴看看手表，对华、叶两位副主席说：“现在是7点45分了，请你们‘入席’就座吧！”他们三人迈着稳健的步伐，一起进入正厅。华、叶分别坐定后，汪又指指正厅的东南小门，加重语气地说：“王洪文、张春桥他们就从这里进来。”
接着，汪东兴又转身面西：“我的位置就在这排屏风后面。武健华在正厅现场，他可以里应外合。”
晚上7点55分，隐隐听到从怀仁堂入口处传来不高的话音和橐橐的脚步声。我顺着东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只见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我飞速地分别通知华、叶、汪。突击王洪文的队员，虎视眈眈，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前的紧急状态。
王洪文仍是往常的着装习惯，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笔挺的藏青色西装裤，皮鞋锃亮。左手提着一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昂地走向大厅。他看上去毫无戒备地走进了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吭声，便被两眼射光、威武凶猛的突击队员霍际隆、吴兴禄从左右两侧，饿虎下山般地扑过去，两双强劲有力的大手紧紧地钳住王洪文的两臂，一手压下他的肩胛，一手抓起他的手腕高高提举，形成了低头哈腰的“喷气式”。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昏了头脑。他脖颈涨红，扭动着不太灵便的脑袋，急促地喊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拼命地扭动着双臂，蹦跶着两脚，竭力妄图挣脱。霍、吴由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的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华国锋面对王洪文并庄严地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王洪文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在正厅东饮水处，一副明晃晃的铐子，咔嚓一声，反背卡紧了他的双手。就在上铐的那一刹那间，他如梦初醒，无可奈何地道出了一句实在话：“想不到你们这样快！”由此也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
在东饮水处小门，把王洪文押上早已准备在怀仁堂东院的红旗轿车。驾驶员是精明干练、善于处理复杂情况的尚占良。置王洪文于后座中间，左右仍由霍、吴掐住他上了铐的双臂。王志民坐在二排副座，将王洪文夹在当中。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的指挥位置上，几分钟之内，王洪文就被拘押到隔离室内。
晚上7点58分，正当在场外隐蔽处为王洪文上铐子的时候，张春桥已跨入怀仁堂大门。他习惯性地沿着东侧走廊，由南向北心事重重地缓步走来。他像往常一样，穿了一套半新不旧，看上去还合身的灰色中山装，脚踩普通的黑色皮鞋。左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右手不时地将文件包向上撮动着。他不苟言笑的面孔绷得紧紧的，两只阴鸷冰冷的眼睛，仍然流露着他那刚愎自用的神气。他没有环顾左右，凝视前方，大模大样地迈进了正厅。他迎面看到正襟落座的华国锋、叶剑英，立即感受到寒峭袭人的气氛，这只诡谲的狐狸，紧锁着眉尖，全身一怔，踯躅不前。
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纪和富、徐金昇，跟进在后的蒋廷贵、任子超，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张臂曲腿，快速夹击，三下五除二就使不堪一击的张春桥泥塑木雕般呆立在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华国锋严正地向张春桥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决定全文，除了改换名字为“张春桥”外，其他与对王洪文宣布的别无二致。
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任凭行动小组摆布。他像王洪文一样，戴上铐子被押解上车，送到地下隔离室。
张耀祠和我带人去春藕斋宣布中央隔离江青的决定
汪东兴风趣地面向华、叶两位副主席：“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
华国锋面带笑容地说：“老人家不是说过嘛，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打一个完全彻底的歼灭战！”
说话之间，服务科副科长孙振发用茶盘托上碧绿清香的龙井茶，一一送到华、叶、汪面前，紧张的时刻，一杯浓茶，一块热毛巾，对消除疲劳，振奋精神，极有帮助。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张耀祠同志现在就到春藕斋去了！”
汪东兴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交代？”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地离开怀仁堂，就在丰泽园后门警卫值班室停下。室内空无一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急忙经过菊香书屋门前往颔合堂走去，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中央对其监护的决定后，下掉了毛远新随身携带的手枪，正在训示他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
我从侧后轻声地对张耀祠说：“时间很紧了，我们走吧！”
他回头看到我，又向站在一边的李连庆低声交代了几句，我们俩就迅速出了丰泽园后门，并肩直奔春藕斋。行动小组的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紧随其后。三辆轿车也徐徐开进春藕斋东侧广场。
我们直接进入春藕斋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聚会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到达时，他们有的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有的在弯腰捋袖洗衣，有的前倾后仰地玩扑克。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一一都咧嘴微笑。
张耀祠跟在场的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又面对开着保险红旗轿车的史友令说：“你把车停靠在门前明廊上车处！”他们都一一立即照办了。接着，我告诉原来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小周，你前面带路。”我确知，晚饭前，汪东兴已经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有数。回转头，我又对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安排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抵春藕斋正厅。
一进门就见江青面东背西坐在沙发上。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石头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盘、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膝盖部位盖着一条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垫脚板，地板上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摆放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上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瓣曲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速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一张愠怒、凶狠、可憎的脸上，显现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声音带有一点颤抖，“你们要干什么？”她首先发问。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耀祠又责令江青：“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遵守纪律，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我不耐烦地斥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会不明白？”
江青改口：“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正告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实施中央决定的。”
我说：“快！马上离开这里！”
江青说：“那我这里的文件呢？”
张耀祠说：“我们会有人来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
张耀祠：“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们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印有红杠的宣纸信笺上，由上而下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她又在一个印有红框的牛皮纸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黏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然后把信封交给了张耀祠。
我急得火烧火燎的，再次督促：“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毛巾被，整理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走出沙发的位子。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江青尿频尿急的毛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为防不测，我叫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本来她过去到卫生间，有时也要护士陪同。
离开春藕斋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伫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系好带子，走向停车处。
江青固然是个奸泼刁滑、残忍刻薄、心狠手辣的野心家。但在今天凛然站立、魁伟彪悍的军人面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顺风船的本领，虚伪地夹起了尾巴。既然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示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行动小组人员把重重的保险车门打开，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座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我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我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春藉斋。
当车经过怀仁堂门前，我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字排开站在怀仁堂大门台阶上，关切地张望。我匆匆把头探往车外，示意眼下这里一切顺利。
带路车司机张中臣是一位经常开先驱车的驾驶员，他左靠右挡，乘虚而进，为紧随其后的两辆车开道。江青坐的是保险红旗轿车，驾驶员是沉着老练、技术娴熟的史友令。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他们知道保险红旗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一路绿灯放行，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到达预定的地下隔离点。
江青被带进隔离室，我便告诉司机吴增彬调转车头，飞快赶往怀仁堂。汪东兴见我就问：“江青又张牙舞爪地表演了一番吧？”我说：“她见风使舵，还算顺从听话。”华、叶两位副主席嘴角布满笑意，看得出，他们紧绷的一颗心，此刻显得平静舒展。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姚文元
处置姚文元的措施，在预定方案中就作了两手准备。姚文元并非政治局常委，当天根本没有通知他参加晚上8点的政治局常委会。预案议定：第一，在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问题之后，单独通知他到怀仁堂来开会，如果他应声而到，那就是瓮中之鳖。第二，如果他借故拖延，行动小组就迅速往他住处按院胡同擒拿。但他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某部担任，为避免行动时发生误会，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在华国锋家同吴德三人一起商谈过，必要时到姚文元家前请吴忠司令员一起待机而动。
鉴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已被顺利带进隔离点。汪东兴决断地说：“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但电话由谁打，事先并未商定。他接着说：“国锋同志，电话还是请你来打吧，免得他多心。”
华国锋稍加思索：“那就我来吧！”
华的秘书曹万贵用办公厅西侧红机很快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华国锋从容地说：“文元同志，我正在和洪文、春桥同志在怀仁堂商量出版毛选五卷的事，有些问题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是不是请你现在就来，一道研究一下。”
我随同汪东兴一起，也站在电话机旁，等待听姚文元的回话。
“好的，我马上就到。”姚文元没有犹豫，讲完就挂上了电话。
“东兴同志，我去安排了。”我一面报告，一面拔腿欲走。马上又回头补了一句：“是不是请吴忠司令员回去？”
汪东兴说：“把情况告知吴忠同志，派车送他回去。”
我快步走到东饮水处，用红机通知等候在交通科值班室的康海群，按第一方案行动。全组人员立即乘红旗轿车，开到怀仁堂东院。同时，我向吴忠说明情况，并派车送他回去。
吴忠说：“我要赶紧回去，我那里还有一摊子。”他是指北京卫戍区于当晚同时负责拘押的对象。
打完电话，我又回到坐在正厅外间的华、叶、汪那里。待我刚把安排的情况汇报完毕，华国锋向叶剑英、汪东兴说：“还要我们出面吗？”叶帅：“免了吧！”
华、叶、汪当即决定由我去对姚文元宣布中央的决定。
我说：“要有‘尚方宝剑’才行。”
汪东兴：“那好办，请国锋同志写个手令吧。”
华国锋看看摆在前面不远处那张通常是吃夜餐用的小桌，意欲起身。孙振发迅速跑过去，把桌子搬到华国锋身边。孙洪起匆匆拿来往常开会时经常准备的纸和铅笔。
华国锋不假思索地很快写好了命令。
我接过华国锋写的手令，回身走向正厅东南小门，恰好行动小组的四位同志已从东八所赶来，我把刚才的变动，转达给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和高风利，并商定在大礼堂的东休息室行动。
为了简便行事，东休息室没有改变原来的布置，周围一大圈皮沙发，沙发之间是长方形的小茶几，地上铺满厚厚的奶黄色地毯。我坐在东边靠窗户的大沙发上。
晚上8点25分，康海群在怀仁堂大门口尾随姚文元进来，滕和松在东休息室门口，以手势示意“请进”。张云生和高风利分别站在休息室门内两侧。姚文元刚一进门，就被张、高从左右两侧拽住两臂，下压双肩，动弹不得，低头向我站着。姚文元不住地喊：“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我初则坐在沙发上，但自觉缺少那股浩然正气，立时威武地站立起来，面对姚文元高声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我宣布完了以后，又有力地喊了一句“带走！”行动小组架着他向休息室北门走去。至此，姚文元还边走边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随身警卫：“小×，快来呀！”离开休息室北门，锒铛一声，行动小组给他戴上明晃锃亮的铐子，押上由俞桂兴驾驶的红旗轿车。姚文元在行车途中，还在高声嚷嚷：“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小组几经制止，他仍嚷个不停。迫不得已，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塞住他的嘴巴，这才平静下来。汽车仍然沿着押送王、张那条路线，把他拘押在极为严密的地下隔离室。
在我向华、叶副主席和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一分也不差，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对“四人帮”的隔离工作。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都为对“四人帮”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流露出和悦满意的笑容。汪东兴如释重负，也浮现出宽心的微笑。
10月6日晚10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紧急会议
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处理善后工作。
华国锋对汪东兴说：“你通知并安排政治局会议，我找耿飚他们来作个交代。”
华国锋亲自打电话给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请他们立即到怀仁堂，有事面谈。见面后，华国锋告诉他们，我们已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并取得胜利。现在派你们带领精干的工作组，立即去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在那里掌握情况，把把关，不要在宣传这个口子上出毛病。
叶帅特别吩咐了两点：“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对外泄密。还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
华国锋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耿飚说：“别的没有，请给一个手谕吧！”
华国锋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
耿、邱领命而去。
汪东兴一面安排警卫局副局长李钊准备政治局在玉泉山开会、办公等事项。同时，告知秘书局局长，做好晚上10点政治局紧急会议的会务工作。他自己则亲自打电话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当晚10点到玉泉山9号楼开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处理完在怀仁堂要办的事情后，先后驱车赶往玉泉山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
根据列席这次政治局紧急会议的中办副主任李鑫和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的记录，我们始知会议的如下内情：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监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是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的。”
华国锋接着介绍了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飚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握情况，把好关。”
华国锋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遗嘱。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叶剑英指出：同“四人帮”的斗争势不两立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这次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党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进行的。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接着，叶剑英严正指出并分析道：“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是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又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央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体现了党、军队和人民的意志。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8341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个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叶剑英最后说：“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在听取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之后，欢欣鼓舞，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会议对党中央主席人选的讨论和确定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站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的，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造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日见报。
最后，会议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上10点开到10月7日清晨4点多，历时6个多小时。
“四人帮”在被隔离期间
自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四人帮”一直被隔离于由8341部队管辖的同一工程的不同区段。汪东兴要监护人员保护好“活证据”。
在整个隔离期间，按战备要求，采取了地下、地上严密结合的安全警备措施。由8341部队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等，昼夜在总值班室值班；工程管理中队在每个隔离点增设四名室外警戒哨；从机关、部队先后选调人员参加隔离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室内坐班；严格出入制度，减少出入人员，定制了特别通行证件，哨兵按证件和指定的名单放行；对部队加强管理教育，强化纪律，严守机密；增添了通讯设施，确保指挥中心与各隔离点、执勤点、后勤保障之间的联络畅通，指挥快捷。每天定时放风，进行空气过滤，紫外线消毒，喷洒清扫通道，保持地下空气新鲜，湿度、温度适宜。
“四人帮”进入隔离点初期，焦灼不安，饮食无常，不服管教，无端滋事，尤以江青、姚文元为甚。在江青隔离室内，有一张较宽大的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扶手沙发椅子，地板上铺有化纤地毯，卫生设备齐全，有立式脸盆、坐式马桶、较大的浴缸。江青穿着原来的衣服，不戴任何械具，生活条件是好的。但她还是不时找茬，嫌菜咸、菜硬、菜老，说屋内有风。她拒绝室内卫生自理，拒不扫地、擦桌子、刷马桶。特别是对原来在她身边工作的护士马晓先，更是白眼相对，怒气满脸，甚至仍以“首长”自居对马晓先大发雷霆，且不听劝阻，不听警告。她还别有用心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过了几天，江青写信给党中央告状。中央没有理睬她。
姚文元进去之初，不停地探问：“这是谁叫你们干的？”“你们是哪个部队？”“这是什么地方？”甚至借开饭的机会，听到汽车声响就往外跑，想看个究竟。当监护人员阻止他时，他竟谩骂监护人员。
鉴于监护人员对江青、姚文元不服管教，总想整整他们，教训教训他们的心态，汪东兴郑重地再次提醒监护人员，要保护好“活证据”，要发挥政策威力，要按照“监护规则”办事，使监护工作一直顺利地坚持下去。
一个月后，王、张、江、姚生活基本正常
当时规定他们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为高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水平。张春桥、姚文元的伙食，由中南海东八所机关食堂供应；江青的伙食，由八区的机关食堂制作。开饭由专人管理，汽车送饭。早餐备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荤一素一汤，米饭、馒头等。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花样经常调换。
张春桥曾有几天不吃饭，只喝一点水。问他：“要绝食吗？”他说，不是绝食，有点感冒。经部队卫生员诊治，几天后恢复正常。不苟言笑的张春桥对年轻的卫生员说：“小同志不简单，真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他每天看书的时间不少，主要是看《毛泽东选集》，看得很仔细，点点画画，眉批不少，有时也翻看《列宁选集》。除看书外，每天都在室内走走转转，低头或者仰首长思。有几次他往室内地漏里倒水，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气候干燥，地漏有臭气，用水浇湿好一点。
王洪文进去后的两个多月，每天每餐只喝一碗稀饭，吃一点小菜。问他为什么？他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两个月后，他逐渐习惯，吃饭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书，也不多活动，只是呆坐着。
姚文元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喝、能睡，有时晚饭剩下的饭菜，他自己留下来，午夜加热后做夜餐吃。姚文元每天都看《毛泽东选集》或者《列宁选集》；他时常在室内走动，弯腰甩胳膊，活动四肢。在“四人帮”中，他是话最多的一个。在隔离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
江青后期饮食一直正常。她愿吃洋葱头，喜欢吃苹果，并提出要吃点粗粮，吃点长纤维的菜。在隔离期间，她间或看看《毛泽东选集》，躺着的时间比较长，有时候熟睡，有时候似睡非睡。她还每天在室内打一两次太极拳。江青同监护人员中的女同志有时也说几句，比如“小同志你困了”、“小同志我要喝点水”。有时她也问：“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这些都被监护人员顶回去了。
1976年12月26日清晨起来，江青就坐在床上，翻看《毛泽东选集》，注视着封页上毛主席的像，长时间地默然沉思，不时掉下眼泪，有时泪流满面，江青此刻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党中央决定将“四人帮”移交国家司法机关惩办。汪东兴召集会议安排8341部队夜奔秦城，将“四人帮”交由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1977年4月7日晚，汪东兴召集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和我，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交接工作会议。汪东兴交代了任务，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8341部队要完成押送任务，北京卫戍区作必要时的接应。特别强调行动要保密，各个环节要协调，要切实做到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为了安全顺利地完成押送任务，8341部队从人员、武器、车辆、道路勘察等方面，一一作了相应安排。
秦城位于北京西北部昌平境内，距中南海75公里，汽车中速单向行驶，需1小时10分钟。出城后，沿路两侧大部是开阔地，秦城附近有起伏的丘陵，桥梁、涵洞不多，有利于夜间行车。
为缩小知密范围，押解人员没有重新组织，只是把原来各行动小组的人员集中起来，统一指挥调度。武器弹药齐备，除短枪外，还配有速射武器冲锋枪、轻机枪及手榴弹等。也备有三辆红旗轿车，其中一辆是防弹保险车，采取精干隐蔽、深夜突然行动的方案，对“四人帮”分批逐个押送。
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行动。第一个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押上防弹车，坐在后排当中，左右仍是原来隔离他的霍际龙、吴兴禄，二排坐着两位手持冲锋枪的队员，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防弹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坐满全副武装处于临战状态的行动队员。车辆出中南海东门至德胜门方向，经沙河镇拐弯直奔秦城，一路畅行无阻。9日1时10分到达秦城。交接双方办理手续，移交随身携带的杂物。王洪文被狱方带进一间宽敞明亮、有抽水马桶的牢房，并立即换上犯人穿的号衣，开始他的铁窗生活。
9日3时，车已回到中南海。第二个被押送的是张春桥。同王洪文一样，他被押进保险红旗车，在前后警备车的警戒下，沿着预定路线，于9日4时许移交给狱方。张春桥依然一言不发，板着一副阴沉僵硬的面孔，被押进牢房。
4月10日零点，开始了第二天的行动。第三个被押送的是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在临上车之前，对江青说：“今天要换个地方。”她没吭声，缓缓地走进洗手间，上完厕所后，站在镜子前梳头。江青的头发就是在那时还是油光黑亮的。出洗手间，她很顺从地上了车。她原来的女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另一监护她的女同志陈世冠坐在前车上，她负责江青的衣服杂物的登记管理。江青一路无话。到了秦城下车时，周围站了不少监狱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来工作的，也有一些是专门来看热闹的。江青抬着头，脚步挺快，不时向两边张望。两名女狱警带着她进了牢房，换了号衣。马晓先、陈世冠向监狱长和女狱警介绍了江青饮食、睡眠及近期的情绪，并交接了衣服杂物。关押江青的牢房与“四人帮”其他人所在的牢房一样，房间较大，通风、采光、卫生设备都比较好，是秦城监狱中一流的牢房。
10日凌晨3点，姚文元最后一个被押送，在执行过程中，他无异常反应，比较顺从。
至此，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187天的“四人帮”，于1977年4月10日5点前，全部移交秦城监狱关押。8341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重大政治任务。
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合影留念，便宴款待，华国锋、叶剑英勉励8341部队
1977年4月12日下午5时，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与8341部队执行粉碎“四人帮”任务的全体同志合影，事后每人都保存了一张精致清晰的照片。
当晚6时许，政治局全体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便宴，与执行任务的同志们一起，庆贺粉碎“四人帮”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在主席台就坐。席间祝酒时，华国锋说：“你们辛苦了，谢谢同志们！”叶帅也勉励大家说：“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代表8341部队，感谢党中央的关怀和鼓励。出席便宴的还有耿飚，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副司令员邱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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