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缓解其他方面对财政收入造成的冲击，二是降低因吸烟损害健康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开支的加大。”
“控烟不力，根本上还是源于垄断暴利。”
“为了进一步加大控烟力度，烟草税率肯定会继续提高。”日前，国家税务总局货劳司消费处处长胡先明对外界表示，现在正在制订烟草税上调方案，明年有望出台。
对此，相关专家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中国烟草税的确应该上调，“这有助于降低因吸烟损害健康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但也有专家表示，控烟最根本的还是要“摒弃烟草业GDP”。
税赋上调源于控烟不力 资料显示，从1994年开始，中国烟草税就开始不断调整。最新的一次调整是在2009年5月，按规定，甲类卷烟每标准条调拨价格在70元（不含增值税）以上（含70元）的卷烟，税率调整为56%；乙类卷烟每标准条调拨价格在70元以下的卷烟，税率调整为36%。
“这个标准与其他国家相比略低，而烟草行业本身就是暴利行业。”昨日，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牛海鹏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这是上调烟草税的重要因素之一。数据显示，以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统计的15个国家的万宝路价格为例，中国售价为2.04美元，新加坡为9.39美元，挪威的售价更是达到11.48美元，为中国的5.6倍。
另一重要因素是，先前一次烟草税的调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研究员石坚日前指出，“去年调税后，国家烟草专卖局要求各烟草公司保持批发价的稳定，在批发价不变的情况下，实际零售价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这次烟税的增加没有反映到烟草产品的销售价格上，而是被烟草行业内部消化了。因此，这次改革并不彻底。”
媒体频频引用的中央财经大学与美国伯克利大学共同研究的一项报告显示，“如果将中国2009年5月提高的烟草税率转移到烟草价格上，政府不仅会增加至少500亿元的财政收入，还会减少18亿包的卷烟消费，210万吸烟者也将因此戒烟。”
“这份报告隐含了上调烟草税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牛海鹏指出，“一是缓解其他方面对财政收入造成的冲击，二是降低因吸烟损害健康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开支的加大。”北京大学教授李玲以2005年的数据做过测算，吸烟导致疾病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总和为2275.48亿元至2870.71亿元之间，占2005年GDP的1.15%至1.57%；而2005年烟草工商税收合计约为2000多亿元，烟草致病的经济成本已经抵消了烟草利税收益。
不过，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税务专家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烟草税调整方案的制订不会一帆风顺，也不会很快出台。一方面，税率变更的程序比较复杂，影响范围亦很大；更重要的是，税率修改会遭遇一些利益团体的阻扰。”
控烟不力源于垄断暴利 值得注意的是，另有消息指出，烟草行业未来或将实行“税价联动”，提高零售价，减少烟草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据世界银行统计，烟草制品零售价格每提高10%，高收入国家的烟草消费量就会减少4%，中低收入国家会减少大约8%，吸烟率会相应降低一半。
对此，牛海鹏认为，税率调整后，在企业注重利润等因素作用下，中国烟草的零售价格将上升，但能否达成预期效果还是未知数。牛海鹏同时说，“中国烟草的消费结构或将改变——高档卷烟销量将受影响，但对企业利润贡献低的低档和中档卷烟的销量将因此上升。”
不过，也有人质疑指出：“2009年5月的卷烟税上调政策没有引起零售价格的上升，也没有影响吸烟者的吸烟行为。”甚至还有专家认为，现有国情下，高档烟“越贵越有人买”。
因此，烟草税率还未真正上调，中国将再次控烟不力的猜测已经在市场弥漫。事实上，早前几年就有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控烟不力，根本上还是源于垄断暴利。”
而今年9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教授胡鞍钢也对媒体直言，中国不需要烟草业GDP，“那是黑色的，带血的，慢性自杀的。中国需要‘堂堂正正的GDP’，是没有负外部性的、健康友好型产业的产出。”胡鞍钢当时还建议，“将控烟纳入到国家规划中，而不仅是在卫生专项规划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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