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在争夺政权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较量，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专业技术少将徐焰日前撰文揭开了当年国共秘密战线斗争的真相。

     地下工作主要任务并非搞情报

     中国共产党人对从事隐蔽斗争的人一般称为“地下工作者”，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也称为秘密战、秘密工作。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而不是搜集情报。许多人谈到革命战争的地下工作，认为“就是搞情报”，这完全是主次颠倒的认识错误。

     蒋介石从1924年开办黄埔军校起家，翌年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他在北伐和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时，利用的还是旧政府的侦探警察，以及与他有历史渊源的青红帮。直至1928年，蒋介石才建立自己的情报和特务机构。中统、军统的规模在抗战末期发展到顶峰，在编内勤（即专职特务）达几十万，成为人民痛恨的类似明代“东厂”、“西厂”或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条件，长期在地下状态活动，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陈顺交代，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组织还不健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转移而遭捕杀。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前一段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专职情报机构建立倒要早于国民党。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

     蒋介石从建立特务机构起，就用于侦察党内异己，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便说自己任副总统时的身边卫士都是蒋的侦探。这种特务政治的泛滥，也是造成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并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

     收买、色诱、暗杀违反地下工作原则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恐怖袭击。因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暗杀敌方头目不仅不能达到斗争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并影响斗争方向。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相比之下，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开始就崇尚侠士刺客思想，并将暗杀作为重要手段之一。蒋介石在大陆便经常使用特务对公开的反对者搞暗杀，这种以国家政权采取的恐怖主义，也是遭到举国痛骂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特科建立起，周恩来等领导还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其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1931年以前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的堕落过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教训。

     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做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周恩来早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当年的地下工作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乐意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还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和刁难。

     十年内战时期隐蔽战线受重挫

     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便是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内战时期。这一阶段总的斗争形势便是共产党在地下秘密发展力量，国民党则动用政权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杀。

     1928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在这时提出，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定了正确的思路。

     这一时期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特务头子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破译，中共掌握了围剿红军的计划等情报。

     自1931年春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特务改变了斗争策略，实行“自首自新条例”，大力利用叛徒，并加强搜捕力度。从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白区的中共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提出的隐蔽发展力量的原则，党员曾发展到19万人，在秘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情报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惜随后指导方针发生了“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方面，结果暴露并损失了绝大多数组织，到1936年白区地下党员的数目降到只有3000人左右。刘少奇在1936年从陕北前往北方局恢复白区工作时，从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和合法的组织形式，才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得到部分恢复。

     地下党组织不搞武装斗争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云、贵、湘、鄂的党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损失惨重。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当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能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四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     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解放战争期间隐蔽战线斗争最成功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卓越成就，可以说是隐蔽战线斗争发展的最高点。当时党在国统区的隐蔽工作，主要是努力形成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区的影响，并破坏了国民党当局的后方稳定，严重影响其战争计划。

     1946年国共关系最终破裂后，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此时工作方针策略的核心，又是使党的非法的秘密活动和组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例如地下党以学生运动和知识界的公开、合法的抗议行动为导线， 进一步发展市民和工人运动，再扩大到农村的抗征粮征兵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前方打内战时“后院起火”，陷入遭两面夹击的狼狈处境。

     抗战结束时，国内各阶层对蒋介石豢养的庞大特务机构痛恨怒骂不已，为平息民愤，军统被缩减。如军统基干人员另组“国防部保密局”，外勤人员大多编入警察局或军事部门，也有一部分散到民间。这一时期国民党情报部门得到美国的技术援助，侦破手段虽有所提高，却因其内部腐朽和争权夺利，特务机关的工作效能反而下降。当时国特机构对共产党的侦察未得到多少有价值的情报，如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隐蔽住地距国民党军重兵据点只有几十公里，国特机构在几个月内仍如聋似瞎，以至保密局长毛人凤认为是军统最大的失败。相反，国民党军队、政府内部却到处有人为中共方面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特务对其中大多数人也侦破不了，事后毛泽东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情报工作，主要担负了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也担负了提供敌军防御情报和进行攻心策应的任务。如1949年解放军南下进军时，南方各地下党组织在几个月内大都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大发展。中共中央规定他们的任务不是进行武装起义，而是组织好护厂、护校反破坏，保证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收。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完整接管城市。

     得人心者易于得情报

     国民党在大陆无论公开或隐蔽战线都打了大败仗，以致丢了江山逃到海岛，其原因在当时可谓有识者尽知。自古人称“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虽在私下和小范围内承认丢失大陆的真实原因在于人心，然而出于反攻和凝聚岛内人心的需要，在公开宣传中却不能说共产党的胜利是得人心所致。国民党在台湾解释失败的原因，只好归咎于所谓“共谍渗透”，这除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又为当年在岛内实行特务统治和白色恐怖找到了借口。

     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是实力最强的执政党，拥有最庞大的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宪兵以及警察机构，共产党却是个穷党且没有很大的情报组织。为什么国民党得不到多少共产党的内部核心情报，自己内部却到处被其所说的“共谍”渗透呢？甚至连众多“党国要人”和将军们都秘密为共产党服务呢？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国民党的统治极其不得人心，以致内部人员也纷纷转向共产党，其情报机构也极其腐朽无能。

     可叹的是，近些年国内有些影视和文学作品的作者却不明白这些基本道理，再加上迷恋于刺激眼球的“谍战”，也突出所谓“情报决定论”。其实了解当年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土改后那些戴着大红花参军的数百万翻身农民，是上千万民工所推的独轮车和肩上的扁担……隐蔽战线获得的情报起到的只是加速剂作用。

     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在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组织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当时苏联情报专家来华介绍经验时曾说，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此气愤地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思想政治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当年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关系，都是以政治觉悟作为基础，而不像某些影视剧作品那样用哥们儿义气、爱情吸引等手段。当年残酷的斗争证明，如果脱离了政治理想信念的凝聚，个人关系和一时的感情狂热只要日久都会生变，对明知是敌对阵营的人产生爱情更属天方夜谭。在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在隐蔽战线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根本原因是靠正义的信仰争取和打动人心，靠组织力量凝聚广大群众作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能打入敌营，恰恰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当时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难打入共产党内，原因也在于革命队伍组织严密，艰苦奋斗环境也为特务分子无法忍受。秘密战线的较量是人心的较量，国共双方隐蔽战的胜负对决，其基本因素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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