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一整年，粮食问题的热度就没下去过。
年初，世界粮食计划署就提醒大家警惕可能存在的粮食危机，全球范围内的饥饿人口可能会多出来1.3个亿，确实很夸张。
年中，咱们又开始了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的倡议，就算是夏粮、秋粮连着丰收也还是要悠着点来。
好不容易捱到了年底，种子和耕地又被放在了明年的重点工作清单里面。
在早先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种子问题的重要程度被拔得很高——“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这两句话背后的信息量可挺大的。
为啥这个事这么重要呢？看下这几年的进出口数据就知道了：
根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发布的报告，2018年我国进口的农作物种子有7.2万吨，进口额4.75亿美元，其中蔬菜种子进口额2.28亿美元，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
金额虽然不大，但是这个事关系到十几亿人的饭碗问题，绝对的战略大问题，每年从国外进口这么多种子，等于自家饭碗被别人端在手里，这实在是有点让人放心不下。
国家重视，最先有反应的是股市，所以最近这半个月，种子股的涨势都很猛。
除了隆平高科、万向德农这些搞育种研发的，不少名字里带“种”字的公司都表现不错，农发种业、登海种业，丰乐种业的股价更是嗖嗖地从10元涨到了18元，俨然成了这波炒作的龙头。
这个场景太常见了，最后大概率会成为又一场匆忙落幕的短暂狂欢。
但种子、种猪问题，确实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先不说育种工作耗时久、见效慢，就算是国内公司全力以赴下场搏杀，外面也还有不少虎视眈眈的国际巨头，美国的杜邦、被拜耳收购的孟山都等等，跟他们比起来，咱们总归是要落后一些。
种子的问题有点复杂。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打从几千年前驯服野生水稻开始，老祖宗就把农业生产给摸透了。虽说因为错过了工业革命渐落下风，但托袁隆平老爷子的福，咱们最终是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
近几十年，咱们在主粮自主这一块做的不错， 但在水稻、小麦之外，就没什么优势了。
以玉米为例，美国杜邦旗下先锋公司的“先玉”系列凭借优良的性状、地毯式的推广宣传，已成了东北华北各产区的主要品种——这可是04年在中国本土培育出的种子，如今却成了别人的摇钱树。
说起大豆就更惹人唏嘘了。
中国一直出产大豆，质量优良，1949年之前，美国人就不断从东北这些地方采集大豆材料，到了1974年9月，美国派了一支庞大的植物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从吉林、辽宁、南京、上海等地采集到了大量的野生大豆植株，咱们把这看成野草，在他们那成了宝，后来就成了生物技术公司作为转基因研究和商业化利用的重要试材。
美国一方面给予大豆农场主各种补贴，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品种改良，实现了工业化、机械化生产，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
到了2000年，孟山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申请了一项有关高产大豆检测的专利权，这项专利就源于中国上海郊区的一个野生大豆材料作亲本，还提出了64项专利保护请求。
这时候咱们的育种公司才反应过来——用咱们自己的大豆植株育种，原来是侵权的。
就通过这么几招，美国从中上游掌握了大豆的话语权。
抛开过去的是是非非不论，如今的国产大豆品种在市场上确实是日渐式微，人家的大豆运到中国都比咱们自产的质优价廉，所以咱们国家的大豆需求不得不长期处于依赖进口的窘迫状况之中。
而在著名的“蔬菜重镇”山东寿光，国外种子的占比之高也令人乍舌。
虽说近年来国内种子公司不断闷头追赶，但在很多种类里国产种子的占比还是有点低，像以色列的圆椒、韩国的白萝卜，虽然售价不低但产量高、品相好，菜农们实在是不得不用啊。
关键是买来的种子也不能连着播种，杂交种的优良性状不能多代种植、外源基因又不能遗传给下一代，最后只能不断从种子公司那买新种子来用。
等到进口种子抢下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之后，涨价那就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除了种子，畜牧业的问题也有点严重。
以猪为例，整个2019年全球猪肉消费量为10094万吨，咱们自己就解决了4486万吨。旺盛的需求催生出了温氏、牧原等市值破千亿的养猪巨头，但本土猪种的繁育却远远落后于人。
农业部曾经做过统计，中国“土猪”一共有90个地方品种，但横泾猪、虹桥猪等8个品种的猪已经灭绝，岔路黑猪等5个品种濒临灭绝，还有25个品种面临濒危，个别猪种的存栏量甚至比大熊猫还少。
面对进口猪种更多的产仔数、更高的料肉比合更快的生长速率，本土猪只能在无奈中日渐式微，猪种的不断更迭，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文艺作品中经典角色的形象——
在1960年上海制片厂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跟六龄童老爷子演对手戏的猪八戒还是一只黑猪；可到了1987年六小龄童版本的《西游记》里，猪八戒则干脆成了一只白猪。
这样的窘迫状况，可不仅仅困扰着养猪行业自己。
以占国人肉类消耗第二位的家禽为例，生长速度最快、产肉产蛋最多的白羽鸡祖代大部分依赖进口，就连北京烤鸭选用的肉鸭也是英国樱桃谷公司重新繁育得来，这实在是有点让人唏嘘。
考虑到畜牧业的繁育特点，大部分商业公司早就放弃了只依靠纯种的培育方法，转而采用在不同种间杂交的现代化繁育体系——
说的直白一点，长肉快的品种背后有着至少三代以上的完整繁育体系。人家出口的只是其中的子代和孙代，基因里的优良性状早都掺乱了，繁育个一两代就铁定开始退化、再不堪用了。
这就是赤裸裸的技术壁垒，单靠一腔热血实难轻松跨越。今年年初的时候，新希望的董事长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有人说养种猪就是做猪的芯片，而现在“猪芯片”必须要冲上去。
但要做到这一点还是有点难的，跟芯片一样，种子也是个创新科研项目，咱们需要补的课还不少。
就像一个提问中谈到的，“中国有5000年的农业历史，为什么却不如只发展了200年农业的美国？”
像在种业里，一个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占了全球过半市场的八大种业集团里，杜邦是美国的、孟山都被德国拜耳买了，只有先正达是中国公司，还是2017年才收购的。
其次，以目前的数据来看，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仍然偏低。
2017年的时候，咱们前50强种业企业年研发投入为15亿元人民币，仅接近孟山都公司的1/7，而在几家被热炒的“种子概念股”里，研发投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隆平高科一家。
技术壁垒不是轻易就能越过的，这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
当然了，解决办法也不是没有。
这就涉及到一个有点年头的老词了——产学研结合。以国内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和丰富的物种资源来看，对原创性种质的保护和研究肯定是不能落下的，最起码类似当年大豆的悲剧不能再重演，解决这个问题，光靠一部分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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