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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戳破国情虚幻想象 折射中国高层清醒认知
发布时间:2020/7/8  阅读次数:193  字体大小: 【】 【】【
中国全国“两会”虽然已经闭幕有一个多月了,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的一个说法,“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引发了举国热议,至今仍在被许多人谈起和引述。为什么一则数据会引发如此大的舆论反响?在近些年中国社会流行显富摆富,“厉害了,我的国”之类声音一度充斥公共舆论场的背景下,李克强这句大实话有何警示意义?

令人吃惊却又合乎国情的数据

事情缘起于5月28日中国全国“两会”闭幕当天,李克强在中外记者会上回应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记者提问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任务时,为了告诫各级政府“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台政策时要考虑民生,“以万家疾苦为重”,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此话一出,迅速在海内外舆论场引发广泛关注,许多人感到诧异、震惊,未想到今天中国还有那么多穷人。



5月2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他在记者会上说的“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备受热议。(新华社)

其实细细想来,“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是符合多数中国人的认知。但凡有过中国小城市或农村生活经验,或经常关注中国社会底层的人,应该知道,时至今日,中国仍有近40%的人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农村,普遍收入低、机会少、生活条件差。对于中国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来说,40%相当于5亿多人。虽然今天中国不乏发展程度比较好的农村,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的农村和大城市的郊区,部分农村居民收入相当可观,甚至超过不少城市居民,但总体而言,5亿多农村居民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还比较贫穷,是整个国家的底层。而在8亿多的城镇居民中,固然已有许多人过上富裕而现代化的生活,衣着光鲜,家产殷实,出国游就像家常便饭,与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的富人相差无几,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人蜗居在城镇底层,长年都在为生活乃至基本生存苦苦挣扎,坐不起飞机高铁,节衣缩食,备尝人生的艰辛。农村的中低收入农民和城镇底层居民,合起来应该不少于6亿人。

从抽样调查数据来看,李克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说法甫一出来,媒体就迅速找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在2019年的抽样调查。该调查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至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合计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

在社会持续热议的背景下,6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就此公开回应称,“关于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1,000元,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印证”,“按照住户收支调查,全国家庭户样本可以分为五个等份,分别是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每等份各占20%”,“其中,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数占全部户数比重为40%。五等份住户收支调查数据刊载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统计资料上”,“根据2019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正如中国国家统计局所言,“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虽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不符合一些人对中国发展成就的想像,但的确“反映了基本国情”,是一句大实话。

“厉害了我的国”有误国误民之嫌

既然是基本国情,那为何海内外许多人会感到诧异?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热议?这是因为近些年来许多人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知存在偏差,公共舆论更是经常被显富摆富、盲目自大的心态裹挟,给人一种中国已经十分富裕、繁华的虚幻想像。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也专门发表文章《贫困国情与改革再出发》,认为至少有三种原因导致众人会对这一基本国情感到吃惊。第一个原因是在社会层面,“现在的中国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优胜劣汰,嫌贫爱富”,社会的关注点主要在富人。第二个原因是在知识层面,“学者多为资本经济学家或资本社会科学家,为财富说话”。第三个原因在政治层面,“进入新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开始转变为基于对国家崛起的自豪感之上,这种情绪在年轻一代中更为强烈”,“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是自发的,但走过头了就造成一个不好的后果,只能说国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说‘坏’的一面,只能显富,不能说穷”。

坦率说,郑永年的上述解释有一定说服力。过去一些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并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中国社会洋溢着自信、喜悦的同时,一些人随之滋生了盲目自大的民粹主义情绪,并日益由自信滑向自负,在舆论上片面夸大今天中国的成绩,无视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尤其是近年来,从“厉害了,我的国”到“中国全面超越美国”,再到“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等宣传论调,不断为这股自我膨胀的情绪打鸡血。一些学者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更是刻意投机,过度吹嘘国家发展成就,忽视甚至不谈国家的薄弱底层。时而久之,诸如“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基本国情,也就只能淹没在民粹民族主义论调下面。



最近一段时间,地摊经济之所以在中国那么火,一个根本原因是还有大量人民生活困难,需要通过摆地摊谋生。(人民视觉)

从国际影响来看,像“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民粹民族主义论调,容易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方向产生错误认知。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说,中国本来就是容易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倘若再给外界产生中国国内盛行民粹民族主义的印象,必然加剧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忧虑。而在近些年西方社会普遍对中国崛起怀有疑虑,尤其是中美结构性矛盾愈发凸显的情势下,中国国内的民粹民族主义只会进一步刺激西方社会的敏感神经,给国家发展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有误国误民之嫌。

古往今来,不论中西,无数正反面教训在反复证明“满招损,谦受益”这一朴素道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否认清国情,实事求是,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发展成败。中共在建政初期之所以犯下大跃进的错误,一个关键原因是急于求成和盲目自信,高估彼时国家发展能力,不切实际地提出要赶英超美。中国改革开放后,正是由于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摒弃以前各种背离国情的条条框框,虚心学习,努力发展经济,才取得今天这般翻天覆地的成绩。

中国高层的清醒认知


所幸的是,从李克强的“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来看,中共高层其实对于基本国情有着清醒认知,能够看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光环下的薄弱底层,并未被公共舆论场的民粹民族主义裹挟。就像前文提及的郑永年文章所言,中国的领导层对中国的国情是高度清醒的,历届领导人都坚持两个基本判断,即在内部,中国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外部,中国会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

的确如此,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时,民粹民族主义论调已经盛行,可十九大报告依旧保持清醒认识,一如既往地强调“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认为这是“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在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上,十九大报告虽然将过去三十多年沿用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调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这是为了顺应国情的变化,因为相比于三十多年前,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单单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还包括贫富分化等各区域各方面发展不均衡的新问题。

面对这样的基本国情,近年来中国高层将扶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推进精准扶贫,提出要在2020年全部消灭绝对贫困的脱贫目标。尽管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存在发钱脱贫、数字脱贫等形式主义问题,亟须纠偏,但总体而言扶贫成绩显着,过去几年,中国每年减贫上千万人以上。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将扶贫工作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就是说明高层对贫困国情的清醒认识。

同样是出于对国情的认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推出“三评浮夸自大文风”的系列评论,严厉批判“跪求体”、“哭晕体”、“吓尿体”等浮夸自大文风,认为浮夸自大文风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傲娇自大心态”,是“逞口舌之快的精神胜利”,“只会制造浮夸风气,混淆是非黑白、颠覆公众认知、极化国民心态,毫无裨益可言”,“于国于民都可说是‘瘟疫’,不可不慎,不可不防”。

现如今,在社会盛行民粹民族主义,许多人对中国国情存有虚幻想像的情况下,李克强在全国“两会”这一正式场合,强调疫情后民生工作时道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基本事实,将众人的视线从想像拉回现实,不失为对“厉害了,我的国”的警醒,有助于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让世人对中国基本国情保持清醒认知。



从温家宝到李克强 “两个中国”缘何越来越撕裂


十年前,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总部出席第六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时,发表了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

在讲话中,温家宝直言:“中国对自己通过艰苦奋斗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我们对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和作用,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接着,温家宝连用7个西方世界熟悉的“Yes……But”句式,内容涵盖中国的方方面面,原话是这样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水平较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中国经济已保持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但进一步发展受到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中国若干重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大国,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核心技术仍然大量依赖进口。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呈现出现代化的繁荣,但中西部和广大农村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落后,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日趋活跃,公民基本权利得到较好的维护,但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基于这样的现实,温家宝总结道:“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温家宝在担任中国总理期间,外界普遍认为其是改革派的代表。(清华大学新闻网)

十年后的今天,因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响,中国首次推迟两会,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期最后一天记者会上说的“大实话”,也被认为给世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于外部,李克强表示,“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这不会也不可能改变。我们会继续扩大与世界的合作,自主出台更多扩大开放措施。开放对各国如同空气对人一样,须臾不可离,否则就窒息了。我们在开放当中还要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当然也有人会说,要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调整。至于企业的调整布局,这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市场规律本来就是进进出出、生生死死。我们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凭空做设计,而是要让市场更加相互开放。”于内部,李克强坦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折合0.14美元),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怎么样保障那些困难群众和受疫情影响新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我们应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我们采取的纾困政策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于保障基本民生的。”基于此,“中央政府这次是带头过紧日子,我们把中央部门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缩了一半以上,调出资金用于基层企业和民生。各级政府都要过紧日子,决不允许搞形式主义,干那些大手大脚花钱的事。”

从温家宝到李克强的表态不难看出,中共高层对于真实的中国一直是有清醒认识的,而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中国,也即想象的中国,不管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大行其道,甚至压倒了真实的中国,成为外界贴在中国和中共身上除之不去的标签。导向这一结果的因素,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外部的,也有中国内部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在受疫情影响加速到来的大变局的背景下,更加清醒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最大限度拨开笼罩在想象的中国之上的迷雾,不仅对中国而言迫切且重要,对世界来说,也是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中共领导集体显然深谙这一点,世界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过去十年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上台后在外交上表现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世界的目光已然转向甚至是锁定于中国身上。但这种转向与锁定带来的,并不是对于中国全面、准确的理解。处于天平两端的两个中国,一个是现实的中国,一个是想象的中国,正在越来越向后者倾斜。人们一边狐疑着“为何读懂中国和中共这么难”,一边又固守着刻板成见继续加码“想象”的成分。


密室政治带来的想象

当前外界对于中国的第一重想象,也是最大的想象,便是政治层面的,专制、集权,甚至是独裁,依然是外部世界看待中国政治时习惯给中共贴的标签。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政坛发生的很多事情,尤其是高层的蛛丝马迹,都可以被想象加工一番后,变成一场红墙内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

最新的一个例子,便是被一些媒体想象出来的两会前后的习李之争。在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首次就地摊经济发声,“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就一个‘大碗茶’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前两周我看到报导,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随后在山东烟台考察时,李克强更直接地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这样的“烟火气”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在李克强的鼓励下,人们开始一拥而上摆地摊,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很形式主义地设置了硬指标响应号召。可没过几天,以《北京日报》为代表的一批官方媒体,开始密集发文为此轮地摊经济热降温。一边是李克强的鼓励,一边是一众官媒的降温,再加上李克强之“(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大实话,就被片面认为是在跟习近平的新时代唱反调,故而“习李之争”的阴谋论就此成型,并很快成为防火墙外一众媒体津津乐道的素材。




2020年5月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表示,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了“重大战略成就”。( AFP)

舆论从地摊经济之争过渡到“习李之争”,这并不令人意外。一直以来,外界对于中共的认知都是想象大于现实。以至于,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被认为是名存实亡的,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声名大噪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直揪着不放的所谓“坏皇帝”问题,其实正是预设了“一个人说了算”的前提才会有的困惑;而中共的民主集中制,也被认为只有集中而没有实质民主,又或者说,中共口中的协商民主不过是一束精美的塑料花,形式大于内容,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只是橡皮图章,体现协商民主特色的中国政协亦不过是“政治花瓶”。由此延伸开来,中共大刀阔斧的反腐败成了政治斗争,确立核心、加强党的领导进而避免重蹈“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覆辙成了集权和一言堂,新疆为解决暴恐问题设置的“教培中心”被妖魔化为“集中营”,香港旷日持久的反修例风波中手持自制武器的激进暴力分子被形容为抵抗中共高压、争取民主的斗士和先锋……所有的想象,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中国不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中共是专制政府。

中共党内有没有斗争?当然有,不仅中共内部有,或大或小的斗争也无处不在。当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是斗争,毛泽东时代的反右、文革是斗争,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斗争,北京主动订立“港版国安法”也是斗争的结果;具体到个人,每一天也都在与自己或他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但多数的斗争,并非外界动辄以为的不可调和的权力斗争。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现任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在《西方看不懂的当下中国政治》一文中写道,“西方看不懂中国政治,倒不是中国政治本身的缘故,而是很多人往往要么简单地用西方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对中国政治做判断,要么就用西方概念或者理论来解释中国政治。前者导致这些人只能对中国政治表达一个极其主观的偏好,后者则导致这些人对中国政治的认知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

以近期外界纷传的“习李之争”为例,不少声音即犯了主观偏好的错。一方面,是用西方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政治,在西方的选举政治下,派系制衡,两党甚至多党争斗,就会有“对立”的潜台词,自然会惯性地以此来看待中共体制;另一方面,是对中共自建制以来的党政关系发展演变认识不清。在毛泽东周恩来时代,“谋事在毛、成事在周”为很多人熟知,但当时,中国的国家政权结构以及党政之间的关系是苏联的“党政合一”模式,中国也因此吃尽苦头,毛周之间的默契配合更多是惯性使然;到了邓小平时代,十年文革乱局终结,刚刚爬出泥潭的中国百废待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认识到了“党政合一”带来的诸多弊端和正反两方面的问题后,1978年邓小平提出解决“党政合一”和实行“党政分开”的问题,并在1980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予以系统论述;中共十八大后,中共高层对党政关系做出新的阐释,即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虽然这一变化加剧了人们对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担忧,但如果辩证地理解,这确是问题导向下的必然结果。党政本就没有办法彻底分开,而习李之间的分工与配合,正是党政分工的具体实操。比如疫情期间,习近平坐镇北京,召开最高级别会议统筹全局,李克强及国务院系统奔赴前线具体指导。同样的分工,也体现在各种大小事务上。通过党政分工,才巩固和保证了中国一个强大的中央。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政治和文化有清醒认识的人。在2014年推出的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开篇即呈明了中国政治的现实,也戳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政治的想象。“五千年来,中国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西方一些人希望看到中国实现西方传统的民主,这是不可能的事。美国认为,如果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每隔数年更换总统和改选议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这是他们对世界先入为主的看法。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拥有十三亿人口、人民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它将会走自己的道路。”



2015年4月10日,江苏苏州艺术展上,邓小平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雕塑成为焦点。(VCG)

这就是现实的中国政治,有斗争,也有团结,历史上走了不少弯路,也改变了中国数亿人的命运,中国绝不会走西方的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道路,而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习近平上台后,更加夯实了这一点。

睡狮醒来为何令世界惧怕

拿破仑(Napoleon Buonaparte)曾说过:“中国,那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因为一旦他醒来,他将改变世界。”美国学者芒罗(Ross Munro)也有过类似的表达:“‘中国龙’已经觉醒,全世界将面临威胁。”这些表述,构成了外界对中国的第二重想象,那就是中国崛起论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中国威胁论。这样的想象,很难因中国领导人的承诺,比如中国永不称霸,永不对外搞扩张等,有所消解。

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大门,进而加速清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发生,直到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期间,西方不断有文章和著作预言中国这条巨龙正在苏醒、已经苏醒、正在摆尾、重生等。而第一次让世界真切感受到睡狮醒来的,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发生的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乎意料地击退了美国的进攻,给西方人全新的震撼。据此人们更加笃定,红色中国蕴育着“可怕的力量”,随时可能释放,就像西方历史上经历过的匈奴人、蒙古人、阿拉伯人扩张一样。

中国为何令世界害怕?现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亚洲基金会主席的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曾就此表示,“如果我们想一想,人们通常害怕什么?人们害怕他们不懂的事物,害怕变化太快的事物,也害怕庞大的事物。而对西方世界来说,中国是所有这些。所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其他国家出现担心甚至恐惧的心理也是自然的。”毕竟,“与对中国的恐惧心理的增长相比,中国实力的增长要快得多、显著得多”。

世界的确不懂中国,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Fairbank)在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总结的那样,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知识是一片空白”。而中国也太庞大,变化也太快。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是李光耀,他在回忆自己第一次访华经历时写道,“1976年我第一次访华时,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僵硬的社会。街上的普通中国人穿着蓝色或黑色的服装,看上去几乎一个样。”经过四十多年世所罕见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转变、上升为最大贸易国、全球创新推动者、按购买力计算的最强经济体。此外,中国几乎没有外债,且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作为生产基地,出口也远超进口。而在5G领域,以及对外层空间的探索上,中国已经让美国感受了切实的威胁,故而才有了针对中国企业华为的制裁风波等。

这样的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厉害了我的国”的地步?是不是真的成了令世界惧怕的强国?中国国内不乏激进膨胀的民族主义,但中共高层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是有清醒认识的。近到李克强在记者会上的大实话,尤其是“(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远到被称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写道,“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中共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新华社)

中国永不称霸,也永不搞扩张,更没有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真实的中国,可人们对于中国的想象早已占据了绝对主导。于中国内部,“厉害了我的国”一度甚嚣尘上,民族主义裹挟着民粹主义正在成为最危险的一种力量,比如在中国疫情得以基本平稳世界疫情急速扩散之际,不少人幸灾乐祸地调侃别国“连作业都不会抄”;而对于《方方日记》进行的围攻堵截,更是将中国内部对于中国现实的认知撕裂摆上台面。于外部,自习近平上台后,国际社会就开始揣测,中国已经抛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开始主动出击,而今“战狼式外交”愈发令世界感受到了中国的咄咄逼人和野心;美国现如今已经将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和威胁,老大与老二的较量与冲突不可避免,中美之间“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的关系,加剧了第三方国家被迫选边站的焦虑。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6月初发表长文《濒危的亚洲世纪:美中对抗的危害》中所忧虑的,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有关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形态的深刻问题。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感到担忧,因为它们处于各个大国利益的交汇点上,必须避免被夹在中间或被迫做出令人不快的选择。

“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傅莹在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时曾撰文如此感慨。正是这堵厚重的墙,就算中国领导人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挂在嘴边,并身体力行展示中国的诚心,世界似乎并不买账。这次疫情期间,虽然中国竭尽所能帮助世界各国抗疫,仍无法阻挡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赔偿等论调。

从“大水漫灌”到“放水养鱼”


外界对于中国的第三重想象,则是来自于经济。这其中包含两种情况: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是世界救星;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近乎要崩溃了,李克强鼓励大家摆地摊就是挽救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招。

对于第一种想象,从习近平到李克强,已经给出实事求是的答案。疫情发生至今已经半年时间,全球经济遭遇历史性重创,中国也不例外。李克强在两会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可以说是史上罕见。最近不少主要国际组织都预测,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是负3%,甚至更多。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不可能置身之外。所以今年我们没有确定GDP增长的量化指标,这也是实事求是的。”

关于中国不设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外界亦不乏各种解读和担忧。要知道,该指标自1995年设定以来,仅在2000年至2002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恢复期连续三年没有设定。习近平在两会期间就此解释道,“如果没有这次疫情,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会定在6%左右,但是,疫情发生以后有的事情不由其做主,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我们受到的影响有多大、有多深,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硬性定一个,那着眼点就会变成强刺激、抓增长率了。”再结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稳就业、保民生”贯穿始终,单单“保”字就出现了85次,以及李克强“(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之说,更是如同一盆凉水,让人们意识到“厉害了我的国”背后中国依然有着庞大且脆弱的底层。虽然李克强亦对于高频出现的“保”字有另一种理解,“听起来,‘保’好像是一个相对消极的说法,但其实不然。‘六保’针对的都是当前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是直面和克服问题困难挑战的积极举措”,这让很多人从中嗅出悲观的味道。


这是中国经济的现实,也因为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各方悲观或乐观的想象。为应对这样的现实,中国政府显然要冷静得多,并没有病急乱投医,没有搞欧美式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QE),大水漫灌,而是按部就班,强调“六保”、“六稳”。用李克强的话说,“过去我们说过,不搞大水漫灌,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特殊时期要有特殊的政策,我们叫放水养鱼,没有足够的水,鱼是活不了的。但是如果泛滥了,就会形成泡沫,就会有人从中套利,鱼也养不成,还会有人浑水摸鱼。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要有针对性,也就是要摸准脉下准药。不论是筹钱或者说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都要走新路。”

对于第二种想象,则是基于人们对地摊经济的误解。地摊经济说到底,并非一个经济政策,而只是特殊情形下的民生保障措施,是短期内的一种补救模式,也即一个社会就业的调节模式和过渡模式,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寄望于通过地摊经济来拉动GDP。

不搞大水漫灌,不搞强刺激,以地摊经济作为过渡模式,中国经济在危机之下为什么可以“不走寻常路”?最大限度剔除想象的成分,回归到真实的中国经济上,原因有二。一方面在于中国经济的韧性,这也是中共高层在疫情中期即断言“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的底气所在,实际情况也左证了这一点。一季度疫情冲击来袭,导致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到-6.8%,所以货币宽松随之升级,降息加快,流动性超宽松驱动股债双牛,但二季度,随着复工复产,各项数据快速回升,货币宽松随之又进入观望期,流动性趋稳导致债券市场连续十几天调整,股市出现明显的风格转换。可以说,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在经过这几年的调整之后,已经显现成效,即便面临疫情这样的突发情况,也能稳住。

另一方面,不搞大水漫灌,也说明不需要强刺激,不需要再次经历“四万亿”恐惧症,毕竟工具箱里还有很多工具可用。无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发挥的逆周期调节,还是各地出台的提振汽车消费,发放消费券等措施,都起到了缓解中国经济下滑的效果。而在现有的工具和空间之外,中国政府也在加速创造更多空间,以盘活经济发展的内循环和外循环。5月下旬至6月陆续推出的几份红头文件——《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等,都是为了应对变局做出的调整与规划。

时下,各国都在有序复工复产与防疫常态化之间寻求平衡,对中国以及世界各国来讲,这种平衡并不好把握。何况背后,还有二次疫情爆发的潜在危险存在。中国是世界经济的“救世主”,是一种自大的想象,同样地,中国经济将就此崩溃,亦是一种过度想象。就如同人们对于中国政治和国情的想象一样,一旦想象占了上风,任何现实的迹象都可能被想当然地忽略。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所有人都卷入大变局的旋涡之中。因为疫情首先在湖北武汉爆发,所以中国又成了旋涡的最中心。如同文章开头所言,人们对于中国的想象,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国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尤其要对想象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保持清醒认识。中国还远没到“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距离真正的现代化还有很大距离,中国依然还有庞大的脆弱底层。实事求是,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这样的中国,才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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