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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美国没有“方方”?因为美国的爱国教育太强
发布时间:2020/6/23  阅读次数:213  字体大小: 【】 【】【

周末发生了一件让群众喜闻乐见的事——方方带货带出来的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梁艳萍被处分了。

我大概看了一下,发现处理中规中矩,非常温柔,通报说:

梁艳萍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多次发布、转发“涉日”“涉港”等错误言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经校纪委研究、校党委审议,决定给予梁艳萍开除党籍处分。

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梁艳萍记过处分,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

听到这个通报,方方是暴跳如雷,出来大喊,说处分梁艳萍是湖北大学丢脸了,还说梁艳萍是因为写文章支持她才被处分的,要请梁艳萍一起好好吃顿饭。

方方老师不知道是太健忘还是什么,梁艳萍被处分,跟她支持方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完全是因为梁艳萍身为教授,公开在网络上多次为侵华日军洗地,为靖国神社洗地,为日本军队的慰安妇部队“女子挺身队”洗地,侮辱中国人。

为二战战犯洗地,这根本就是反人类。

身为一个教师,历史水平差到这个地步,三观反人类到这个地步,实在是不适合再给学生上课了,更没有资格当什么党员。

试问,看了梁艳萍老师的发言,哪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哪怕是上一节她的课呢?

更何况,梁艳萍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现在等于是让她提前退休,不要再误人子弟了,职称和公职都没动,该她的退休金也不会少给她,记过对于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毫无影响,开除党籍对她这么恨体制的人来说不是好事吗,哪里算什么处罚呢?

方方觉得这个处分重了,人民群众还觉得处分轻了呢。

过去,在我们高校的教育界,一直都存在着一批人,明明脑子被洗得一干二净不剩什么,却偏偏言必称“独立思考”,总喜欢把自己的反智言论包装成“言论自由”,整天以爱国教育为耻,以恨国教育为荣。

人民群众批评他们两句,他们就暴跳如雷,说攻击他们的人都是粉红、流氓,说中国的爱国教育可怕,在培养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

殊不知,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爱国教育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而且太收敛了,和美国人的“爱国教育”比起来,中国的爱国教育简直都拿不出手。

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叫做《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作者詹姆斯·洛温对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度的调查和思考,从前哥伦布时代聊到感恩节起源、梅莱大屠杀等多种人物与事件,再到南北战争和越战。

他认为,美国现有的历史教科书存在严重的问题,并没有很好地培养孩子们的批判性思维,反而对美国政府过分地谄媚,说了很多假话,或者对某些事实隐而不谈。

教材编写者这么做的本意,是培养孩子们爱国,他们还有几个准则:

应该激发孩子们的爱国心;应该谨慎地、乐观地讲出真相;少讲失败,主要讲成就;应该为每个州每个区写足够的篇幅,去讲他们各自的成就与价值。

但作者认为,这样故意隐瞒事实颠倒黑白,恰恰误导了孩子们,非但不能正确培养爱国心,反而让他们知道真相后不信任国家。

首先是英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英雄,但美国的教科书,特别喜欢把英雄按照符合他们要求的样子塑造。

如果英雄不是他们想要的样子,那就模糊掉一些重要的细节和经历,把有血有肉的人变成虔诚的、完美的造物。

写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中国,几乎每个中小学生都听过海伦·凯勒的名字。

在很多年里,国内的教科书和出版物都会把海伦·凯勒描绘成身残志坚的模范。

但如果你真的要说海伦·凯勒做过什么,为什么伟大?立马很多人就不知所以然了。

不过,不只是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一样。

作者詹姆斯·洛温曾问过无数大学生,海伦·凯勒是谁?做过什么?

几乎所有人的答案都如出一辙,她是一个盲聋女孩。

更多的内容?他们再也答不出来了。

美国光是描写凯伦生平事迹的电影就不下十部,但每一部都在说着同样的陈词滥调,令人昏昏欲睡。

海伦·凯勒的这副形象,完全是美国媒体打造出来的,和真实的凯勒有不小的出入。

海伦·凯勒一岁半时突患急性脑充血病,连日的高烧使她昏迷,醒来后,她的眼睛瞎了,耳朵也聋了。

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放弃自己。

她通过刻苦的学习,先后学会了英、法、德、拉丁、希腊五种语言,能熟练地背诵大量的诗词和名著的精彩片段,又出版了很多作品,随即享誉全球。

拥有了知名度和一定成就的她,开始关心人道主义问题。

可是,通过研究她就发现,盲人并不是在社会中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社会底层。穷人更容易由于生产事故或者得不到充分的治疗而失明。

比如,有些穷人被迫沦为妓女,那她失明的概率就要高很多,因为有一种梅毒有致人失明的风险。

于是,凯勒认识到,社会中似乎隐隐存在着某种东西,在控制着人一生的命运,甚至决定他们是否会失明。

慢慢地,凯勒拥有了一些比较社会主义的思想,越是接触共产党,她越是明白为什么穷苦人的命运更加多舛。

俄国革命爆发后,她对这个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大加赞扬,非常激动:

“在东方,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在痛苦的挣扎中,新秩序从旧的秩序中降生。看哪!在东方,一个男婴降生了!向前!同志们,齐向前!奔向俄罗斯的营火!迎接黎明!”

凯勒甚至在她的书房书桌上方悬挂了一面红旗。

这时候,她已经是一名激进的左派了,而且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终日为底层的人民奔走。

在此之前,凯勒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女性,众多媒体、报刊的红人。

但转向社会主义之后,她却立即声誉扫地,不再有人欢迎她,一场声讨她的舆论风暴开始向她席卷而来。

那些曾经赞美她的勇气和智慧的报纸,纷纷转而开始强调她的残障。

那些曾经吹捧她的专栏作家们,纷纷指责她没有独立的感官接受能力,被错误的思想钳制和引导。

言辞最过分的是《布鲁克林鹰报》的一位编辑。他的话语直接就是人身攻击,他说,“凯勒的错误源于她生理发育的明显缺陷”。

凯勒说,之前她见到这位编辑时:“当时,他对我的恭维是如此慷慨,我都不好意思再提。

但是现在,我站出来支持社会主义,他就提醒我和大众,我是一个又聋又瞎、特别容易出错的人。大概,自从见过他以后,我的大脑就缩水了。”

凯勒的信念并未因为外界铺天盖地的攻讦而动摇,她依然热诚地为劳苦大众奔走,协助“美国盲人基金会”筹募资金,帮助建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他人的言论自由而奋斗。

1929年,年近五十的凯勒又写了一本自传,名叫《中流》。

这本书是她走访以采石、煤矿和搬运为主的城镇,见识到那里的工人在罢工,底层在呐喊后的记录和感悟:

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统统都被选择性无视了,绝大多数的人提到海伦·凯勒,只知道她是一个坚强的盲人。

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海伦·凯勒人生中的许多经历都被删节和抹掉,只剩下净化后的英雄形象。

与海伦·凯勒同时代的另一名社会精英——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教科书里的形象同样被立得无比的伟光正。

“善良”、“理想主义者”、“主张民族自决、反对殖民干涉”、“时代的先行者”……

这种感觉,很像中国历史上某些皇帝取庙号时,恨不得把所有的赞美词全用了,什么文成武德、泽惠苍生、恭俭仁孝、英明神圣,吹得是一塌糊涂。

但你要问他们,威尔逊到底做了什么,怎么就伟大了?那又是一脸茫然,啥都不知道。

因为教科书不敢讲他的那些“功劳”,要为尊者讳。

1917年6月,威尔逊推动的《反间谍法》出台,第二年,《反叛乱法》也跟着出台。

可以说,这两部法案将美国侵犯公民自由推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反间谍法》中,加入了总统可以直接审查书刊的权力。在威尔逊的批准下,政府有权扣押一切跟社会主义相关的、反英国的、亲爱尔兰的信件。

罗伯特·歌德斯坦拍摄了电影《1776年精神》,中间不过是说了一下,独立战争时英国人还是仇敌,怎么现在就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了呢?

威尔逊的回应非常朴实无华且枯燥——他直接送这位导演去吃了10年的牢饭。

美国工运领袖尤金·V·德布斯,批评《反间谍法》是不民主的,说“一战”是为经济利益而战。

威尔逊反手又是一个10年徒刑。

联邦检察官帕尔默在离任前希望威尔逊赦免德布斯,威尔逊回答:“绝不!”

(尤金·V·德布斯曾参加竞选总统时的海报)

搞种族主义,威尔逊更是一把好手。

威尔逊是个南方人,在普林斯顿大学当过校长,这个学校是北方州唯一拒绝接纳黑人的学校。

他的种族主义思想极为顽固,算上他老婆,就是一对活宝。

威尔逊曾向国会提交了一项降低非裔美国人权力的提案,但被国会驳回了。

这让人很有挫败感,但威尔逊开始变本加厉,你国会不通过,我就先在联邦政府里搞。

先任命南方白人取代原本是南方黑人的职位,基本把黑人轰出白宫;又以反共为借口,破坏黑人报纸、工运;甚至在《国际盟约》中的种族平等条款投反对票。

威尔逊认为黑人是低劣的,哪怕成为“归化的美国人”,忠诚也是值得怀疑的。

对于这些问题,美国历史教科书要么是只言片语,要么是干脆不提,反而进行美化和吹捧。

其结果就是,孩子们没有正确认识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反而是不由自主地拜倒在了某些“伪神”的脚下。

对于本国的进步、改革、内战,美国教科书也描写得过于脸谱化。

比如美国内战前的南北双方,就被塑造得泾渭分明。

奴隶制是不是错了?

是错了。但是这只是南方蓄奴州的错,不是美国的错也不是白人的错。

黑奴的命运是不是个悲剧?

是悲剧。

但是美国教科书里,这个悲剧没有原因,没有施害者,资本主义出于原始积累的需要,血淋淋的贩卖奴隶作为劳动力的根源不见了。

由此,就得出了美国历史的这样一种印象:美国的奴隶制只是南方“蓄奴州”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你看南北战争联邦方面胜利这不就是“正义”的胜利吗?

在他们的故事里,美国是“一贯进步的”,美国的民主从一开始就是固有的,而且不断得到加强,奴隶制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异常,不是美国历史的主流;

在美国教科书中,面对这一沉重的话题,仍能乐观地讲述:黑白种族问题,我们美国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

实际上这种印象也完美转手给了我们的教科书。

回忆一下自己学习的美国南北战争,北方进步,南方落后,北方战胜了南方,美国由此消灭奴隶制进步战胜了落后。美国教科书塑造的历史也成为了中国很多学生的“常识”。

然而残酷的历史真实是,美国北方在美国的种族问题中一点也不无辜,早期的美国北方,蓄起奴来可一点不比南边客气。

早在1720年,纽约市还只有7000人,其中1600是黑人,大部分是奴隶,华尔街就是一个租卖奴隶的大市场。

南北战争本质上是北方的工厂主,和南方农场主争夺劳动力的一场内战,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远没有吹得那么高。

轮到美国那些奴隶主身份的“国父”时,那就更奇怪了。

美国教科书有这样一个模式:任何坏事都不知道是谁干的,但凡教科书上出现名字的,做出的都是积极贡献,“国父”当然更不可能干坏事。

2003年,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位老师在给学生讲述美国早期历史时,说:林肯之前的美国总统都是奴隶主。

这一句话就让她的学生全炸了,他们怒斥老师说谎:“你说的不是真的,书里根本没写!”

老师建议学生去考证一下这个问题,学生每人挑选一名总统去调查。

调查之后,学生又一次炸了,这次愤怒的是教科书原来对他们隐瞒了事实。

比如托马斯·杰斐逊,历史上的杰斐逊,前后拥有数百名奴隶,鞭打、贩卖奴隶是家常便饭,从头到尾他只释放过三到五名奴隶。

但在美国的老版教科书里,有半数压根就没提杰斐逊蓄奴这事;新版的教科书虽然提到杰斐逊拥有奴隶,但画风都是这样的:

“虽然……他是个奴隶主……但是……他宣传人人生而平等……”

有的教科书作者写着写着自己都写懵圈了,不知道话要怎么圆:

“杰斐逊……反对奴隶制……但……这位写作了关于人类自由最有影响力的文字的作者,竟然是个奴隶主。”

与对种族矛盾的描述相类似的,还有美国教科书中对阶级矛盾的论述。

在美国教科书中写到的工人运动,基本都是些“上古”陈年往事,最近的居然是1947年的反劳工法案——塔夫脱—哈特莱法,之后的那些美国工人运动相关的故事,在教科书中,就像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教科书的指示再明白不过:劳工问题在美国,如同种族问题一样,早早就已经被解决了。

他们从不谈社会阶级问题。

甚至有教科书这样宣称:到1915年,美国的阶级对立已不存在。

美国教科书不遗余力地用“美国例外论”来描述美国的阶级关系,总是强调自己跟欧洲是如何不同,阶级分层如何更细微,经济和社会流动如何更顺畅——美国的社会公平程度举世无双!

在其中一本教材中,好容易出现了“社会阶级”的条目,结果对应的内容是:英国是一个社会等级区分严格的国度,而在美国,各社会等级的流动要流畅得多……

在描述美国在其他国家的行动时,教科书也有准则。

作者认为,教科书往往都遵从一个“国际好人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美国教科书的描述中,美国所做的一切,常常都是代表人权、民主以及“美国之路”。

如果美国犯错了,那就是其他国家的人误解了美国,或者美国误解了形势,但动机是好的。

正如1961年肯尼迪所说的那样:

“其他国家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只有美国这个人口不到世界六分之一的国家,才担当这一重任(大公无私的和平卫士)。”

于是,美国在全世界144个国家都有驻军,而且军费开支比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高,就不再是霸权主义的象征了,反而是美国利他主义的表现。

“美国在对外提供援助上面,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慷慨。”

比如,美国教科书通过精心的选择,告诉学生们,美国的“和平队”是去世界各地带去美好的。

“和平队使美国到处被当做朋友”、“和平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但实际上,美国的“和平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亚非拉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声势高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这两个词在全世界是人人喊打,而美国中情局对外工作一直都是只顾精英阶层的人,很难影响到这些运动的主力——广大亚非拉的贫苦民众。

于是,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和平队法案”,把自己的人派到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基层去做“扶贫工作”,顺带进行美式价值观输出,不是NGO,作用却胜似NGO。

大家很熟悉的美国著名反华议员卢比奥,他家里就是美国和平队的入驻家庭之一,他的叔叔安赫尔·卢比奥甚至还参加了和平队的任务,去哥斯达黎加工作了两年。

和平队具体怎么“扶贫”他的家庭没有人知道,但大家能知道的是,卢比奥的家庭是极端反共的家庭,1957年他家就从古巴移居美国,作为古巴逃到美国的人,他们全家比美国人对美国还要忠诚。

也正是因为诞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卢比奥才会成长为今天的卢比奥。

知道美国和平队这个隐藏属性的国家,往往不会待见他们。

美国和平队在中国基层扎根了足足27年,直到今年1月份才走,但绝大部分中国人从头到尾根本听都没有听说过他们。

因为我们对美国和平队活动的限制,导致他们在中国做的工作只能在夹缝中求发展,比如在课堂上宣传“反对吃狗肉”的理念,帮助一些LGBT群体的行动。

“和平队使美国到处被当做朋友”,怎么看都只是教科书自己的臆想。

当美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兵干涉其他国家政权,或者煽动政变颠覆其他国家的政权时,到了美国的教科书里,也都变成了“为了人道主义”。

比如著名的“智利911”,美国从智利总统阿连德有希望当选的那一天起,就在不断地阻挠阿连德。

美国先是联手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试图让阿连德输掉大选,计划失败后,美国又封锁各项对智利的经济援助、资助智利反对派报纸和政党、拒绝出口工业配件、煽动资助卡车司机大罢工,最终在1973年成功策动军事政变,杀死阿连德。

对美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情局局长威廉姆·科尔比曾亲口说过:

“一个受基辛格本人领导的秘密的高级情报委员会曾授权发布一项预算,在1970年到1973年年间,先后为中情局共拨付高达800多万美元的经费,以‘动摇’阿连德总统的政府。”

但是作者找遍了18本教科书,只有一本书里提到了和这个问题相关的唯一一句话:“尼克松总统帮助智利军队推翻了智利的民选政府,因为他不喜欢那里的激进社会主义政策。”

在黑人民权运动中,美国政府监视了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在金住的旅馆里装满了窃听器;

FBI为了要挟马丁路德金放弃民权运动,把一盘记录了金性生活的录像带寄给金的办公室,顺带附上了一张要金去自杀的匿名纸条;

黑豹党做了“早餐行动计划”深得民心,FBI就去散布黑豹党有性病和招妓的谣言,破坏他们的家庭,或者干脆就执行暗杀。

但在教科书里,民权运动中这些曲折的内容全部都不见了,因为他们太过黑暗。

相反,美国教科书里只是讲了政府在黑人民权运动时期有多么多么进步,直到新版教科书才提及了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怎么打压黑人民权运动的。

美国政府的大多数行动,在教科书里都只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幻象,似乎政府真的一直在做好事。

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因为按照教科书的解释,美国总是为了其他国家的民主自由而战斗,那么学生就无法理解全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仇视美国这样一个“无私而清白的国家”,只能把恨美国的人都当成傻子。

于是,伊朗人质危机只能是一群疯子袭击了美国大使馆;伊拉克人只能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萨达姆只能是自己反复无常开始很人道所以美国政府帮他,后来又不人道所以美国政府才打他。

老大哥永远正确,不可能错,如果老大哥和历史发生了冲突,那么一定是历史的错。

作者和一批老教授无不伤感地发现,因为教科书的问题,美国新时代的年轻人对于很多近现代历史的了解匮乏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

1989年,他在给学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给学生出了一道小测验题,问:“谁在越南打仗”,结果竟然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回答“北韩和南韩”。

和一些人喜欢吹嘘的“美国教科书无须审查”、“越是丢脸的事情写得越详细”截然相反,美国教科书的这种价值观,是要被无孔不入的资本审查的。

美国出版商的政治敏感性之高,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一位供职于大型出版社、负责社会课与历史课用书的编辑表示:“谈论社会阶级问题就是冒险,小心被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

而出版社背后的压力则来自各州及学区的教科书采用部门或其委员会,美国的右翼批评家认为:“用阶级方法去分析问题不可接受,这太不美国了! ”

当然还有些教科书作者完全是出于内心,他们打心眼里把美国视作英雄,因此主动剔除掉了“英雄”的“瑕疵”。

出版商及影响他们的各种机构,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要使美国社会保持强大,就要有一批不假思索地认同其经济制度和社会分层的公民。

梁艳萍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如果她是在美国吃饭砸锅的,不但不能当一个合格的教师,甚至都无法当一个合格的美国公民。

中国的教育不如美国,恰恰是因为爱国教育太少,梁艳萍这种人太多,很多高校从上到下,都需要一次拨乱反正。

带货女王方方一口气带出了这么多枉为人师的教授,现在才刚处理了一个梁艳萍,这才哪儿到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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