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1981年,一张10元钱的钞票(当时叫“大团结”),都可以说是不小的一笔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里,形容一个人有钱,都常说“摸出几张大团结”。而倘若兜里揣着五块钱,放在1981年左右的年月里,也真心能办不少事情。
比如1980年冬,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火爆开业,中学生陈林与父母在大雪里等了两个小时才等来位子,三口人要了烧锅鸭、鱼香肉丝、扒白菜加一份鸭架豆腐汤,还喝了一瓶啤酒。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陈林,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欢呼“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菜”。这难忘的“三菜一汤”大餐,总共花了不到四块钱——陈家四天的伙食费。
而1981年时,著名分析师张化桥正在湖北财经学院读大二,他大学时的吃穿生活费“大约每个月六元”。两年后张化桥考取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每月除工资外还有五块钱的副食补贴,“日子也能过得去”。他的师兄还嘱咐他,如果你想在五年内成家,现在起“每个月至少要存15元”。五块钱,关乎“终身大事”。
也是在1981年,未来红遍全国的《西游记》艰难开机。由于经费人手稀缺,包括“唐僧师徒”在内的年轻演员们,每个人拿一份演出费,却要干好几份活,比如装车卸车、充当群众演员、摆灯光布景等苦活。导演杨洁实在看不过去,又给演员们申请了各种补贴,比如“群众演员补贴”“剧务补贴”“特技补贴”,其实每次也就三五毛钱。却足以让演员们集体激动,之后每次再有“额外活”,大家都纷纷欢呼:“今天又有啤酒喝了”。
哪怕在七年以后,即1987年,第一家肯德基中国店在北京前门大街开业。之后的几年里,这家快餐店曾是北京人心中的豪华饭店,以至于每周都有新人在肯德基办婚礼。有多豪华?当时店里一块原味鸡要卖两块五,所以为了吃顿肯德基,“不少家庭要攒上一个月的收入”。
可见,五块钱,放在1981年,真是“大钱”。
五块钱在当时有多“大”?也可以参考下日用品物价。1981年的农副产品国家牌价:大米是0.142元一斤,食用油0.80元一斤,猪肉1.01元一斤,鲤鱼1.08元一斤,活母鸡1.16元一斤。再看看北京的菜价:1981年上半年,菠菜每斤7分钱,芸豆每斤2角钱,茄子每斤3角钱,菜花每斤2角6分。揣着五块钱逛一趟农贸市场,如果想全花光,肯定满载而归。
这么比的话,五块钱的购买力,真心比较强。1981年也似乎是个“物价便宜”的幸福时代。甚至一些故事刊物上,也有过穷苦的主人公“穿越”到1981年,然后拼命扫货的剧情。但事实是,1981年上半年,北京市民就曾向报社反映“菜”太贵。而五块钱的价值,也得比比当时的工资。
先看农村工资,别说1981年,到1983年时,中国的农村年人均收入也只有309元。五块钱放那时农村,重要性可以想。而在城镇呢?1981年时,实行“八级制”的城镇企业职工,二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每月平均工资在四十到五十元之间。1983年在北京读研的张化桥也回忆过:“当时北京的国营企业工人的平均月薪也不过40多元人民币”。同时期姑娘择偶的顺口溜里,就有一句“七十元钱”——小伙月薪七十元?抢手!
同样可以类比的是教师工资,1981年有20年教龄的教师,平均工资是每月41元。入职两年的年轻教师,平均工资是31元。以这个意义说,1981年的五元钱,对比今天的购买力,相当于教师平均工资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工资制度改革”的呼声,在1981年,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并在强烈的呼喊中步步推进。
而且不止是工人教师,即使今天很多“高收入”群体,放在1981年,收入也真心不高。比如1981年正在辛苦拍摄的《西游记》,演员们的片酬,哪怕最大牌的“腕儿”,每集最高片酬也不过六十元。就这,还有人不停提意见,认为给的太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红遍全国的影星杨在葆,1984年尝试第一次做导演,想去广州商讨改编话剧《南方的风》。但当时北京至广州高达百元的单程机票前,却让月工资只有88元的杨在葆纠结不已。直到广州方面主动表态,解决杨在葆等人的一切交通费用,此事才顺利成行。然后,就有了那部改编自《南方的风》,且震撼一代人的经典电影:《代理市长》。
更能说明这工资水平的,还有1981年全国六十个城市试点的“公有住房全价出售”改革。一套住房的售价在每平120—150元之间。今天看是白菜价,当时对比工资,却是天文数字。以《经济日报》记者谢然浩的记录说:“由于当时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实在太低,1981年底也就基本停顿了下来。”
所以,“1981年五块钱购买力如何”的问题,与工资物价一比,也清楚折射了1981年的生活状况:在改革开放的伊始,大多数人,真是捏着荷包过日子。
而且,别看五块钱在“买菜”“餐饮”等消费项目上,在1981年能办不少“大事”。但放在八十年代另一些“消费项目”上,却也办不成什么事。
比如买牛仔裤,这个当时的“新鲜玩意”,1985年登陆中国后就引爆全国。当时一条牛仔裤的售价,最便宜也要25元,贵的要30多元。一些年轻人参加工作的头一个月工资,估计还买不了一条裤子。但即使这样,手里稍有点钱的青年,砸钱也要美一下,因为“小格子呢的夹克衫配水洗牛仔裤是最流行的”。但大多数人买一条,都是一穿穿到坏,缝缝补补接着穿,谁家要有两条以上牛仔裤?那是标准土豪。
再比如摩托车,在当时经济发达的广州,1981年拥有一台摩托车,是个非常拉风的事情。广州街头的私人摩托车,一辆价格在1900元以上,以很多“过来人”的体会说:“那时候骑摩托车,比现在开奔驰宝马感觉还要好”。
电器等日用品消费更是“大头”,比如彩电,在1981年的时候要数千元,就算黑白电视机,最便宜也在380元以上,比普通农民的年收入还高。自行车也不便宜。1981年时,“凤凰”牌自行车卖65块钱,“红旗”牌自行车卖77块钱,当时结婚,有“全鸡全鸭”(彩电、录音机、洗衣机、鸭绒被)和“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音响)等说法,置办每一样,都不少花钱。
而在这些消费上,并不富裕的1981年,却展现出了和以前不同的气象:当时全国平均每人用于买衣服的花费,是42元。用于买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等日用品的花费,占中国日用品零售额的比重,攀升到了百分之二十五。这个今天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数字,却代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化,确切说,是生活质量的变化。
这样的“伏笔”,正如张化桥的一声感慨,那时的中国,“空气中流动着希望”。20世纪八十年代,接下来中国多少激动人心的变化,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在1981年的诸多“消费”景象中,就已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