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随着停战协议的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以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为主导的同盟国落败。随后，战后的经济繁荣降临，各国纷纷拥抱黄金时代，舔舐战争带来的创伤。

在财富与和平的安抚下，20年代的人们并没有料到，在下一个十年，在一次令人绝望的经济危机之后，整个世界将面临的是另外一场残酷的大战。

即便是深深刻在人们血肉之中的战争阴影，也不能阻止它的发生。而这场大战的肇始者，竟是一战的输家德国。

然而此时的德国，已经不再是威廉二世治下的德意志帝国了。尽管经历了魏玛共和国勉力的改革，它还是不幸成为了极右翼纳粹党治下的战争国家。

短短十几年之间，德国何以从一个贫弱动荡的战败国转变为挑起战争的狂热国度？它又何以顺利地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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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境，埋下仇恨的种子

一战尘埃落定，同盟国阵营败北。战败者德国不仅遭受了战争本身的重创，还面临着协约国方面的严厉制裁。

在战后谈判会议的进程中，法国因“世仇”之故，对德秉持着最苛刻的态度，除了赔款之外，它甚至要求处死德皇，并封锁德国的海岸线，严密控制德国的进出口贸易。

而英、美则希望能以稍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适量要求赔偿、适当削减德国领土与军队即可。

尽管胜利方对德国的处置意见不一，但都不免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倾向于对德进行削弱，使它在未来的国际利益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

最终共识在《凡尔赛和约》中达成，在和约规定下，德国较割了七分之一的国土，它们分别被割让与比利时、丹麦和波兰。德国的海外殖民地经由“委任统治”的条约，也几乎被瓜分殆尽。

▲凡尔赛条约规定下德国领土的损失情况

通过派遣法军进驻所谓的“莱茵非军事区”，协约国实现了对此区域的管制。德国的商船甚至铁路，也遭到了没收。这对德国经济的恢复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和约同时要求德国必须偿还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这使得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负债状态中。

德国的军力也受到了削弱。和约严格限制了德国的陆军数量与海军规格，严令禁止部分武器的生产。

除此种种，德国还被迫接受了“战争罪责条款”，这意味着它成为了一战罪恶的主要责任方。罪犯的身份使排斥显得更加顺理成章，很好地起到了孤立德国的效果。

《凡尔赛和约》成了脚上的镣铐，泼在头上的脏水，而国土早已不堪战争损耗，百废待兴。此时的德国，可以说是内外交困，路途艰险了。

1923年发生的“超通货膨胀”事件便可以揭露德国战后所处的困境：由于财富与资源的短缺，面对社会不同群体分配的需求，德国只能利用增发纸钞的手段制造充足平等的假象，把自身推向恶性通货膨胀的失控局面。

经济上的失控很快引发了骚乱，各个不满于魏玛德国政权的势力纷纷起事，其中最知名的一场必定是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

这一混乱局面随着美国道威斯计划的推行才得以真正缓解。美国引进了一系列私人资本，使得德国社会的分配余地足以满足各方的需求。

在通货膨胀危机之后，德国逐渐意识到同国际社会交好的重要性，并扩大了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往来。

然而，德国最根本的发展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自战后开始的匮乏中，除去外国的协助，它难以真的富裕起来。此时的它过分依赖于国际经济的繁荣，但即便是在这样良好的条件下，它的发展仍然显得有些费力。

直到1927年，德国的工业生产才恢复到1913年即战前的水平。

当摆脱历史的后见之明时，我们实在难以想象，约莫十年后的德国竟有底气切断自己与国际社会的友谊，用自己的军队、工业与金钱扣开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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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暗潮涌动

从战败的那一刻起，德国的政治也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威廉二世退位后，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选择与掌握着原帝国军队的保守精英协作，在1918年建立了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后世将它称为“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国旗

新政权在建立伊始，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它的应对方式，或多或少地成为了它的“原罪”，触发了社会反抗的暗流。

魏玛政府的使团走上了《凡尔赛和约》的谈判桌，最终带给人民的却是“丧权辱国”的惩罚条款。

德国从未有过如此低下的国际地位，这显然狠狠冲撞了德意志人的民族自尊心。而德国因此遭受的贫穷和苦难，也在社会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秉持着理性原则的政府在20年代的通货膨胀危机之后，选择了依靠外资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同国际社会取得和解。这在经济繁荣的年代不会招致多少批评。

但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后，情况急转直下，民众从《凡尔赛和约》后便开始酝酿发酵的仇外情绪和对未来的极度失望相互杂糅，转变为对现有发展框架的深深拒斥与对迅速洗刷德国耻辱的强烈期待。

这一时期学者群体的言论便很能说明问题。若说文化悲观主义者仅仅是在描述黑暗无助的现实世界，那么新保守主义者便是在这一进路上继续向前，要求用一场彻底而浪漫的革命创造德国光明的未来，这个未来充满了对前现代德意志的刻奇化意象，具有强烈的帝国色彩。

尽管学术界同政治向来保持距离，也避免不了自己的观念流入社会，启动了人民的狂热。

社会不断激化的情绪显然是托着纳粹党上升的热气流。纳粹党秉持着一套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结合德国复仇扩张论的简易语言，擅长提供浪漫的未来想象和火热的宣传演讲，很快便吸引了大批的信众。

在1931年的议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的选票占总数的18.3%，相较于1928年翻了五倍，它因此成为了议会第一大党。

▲纳粹党人的街头活动

反观魏玛政府，在持续的反对声音中，右翼精英抛弃了社会民主党。他们将德意志转向保守的愿景尚未泯灭，于是开始从内部侵蚀魏玛政府原有的架构，从布吕宁到施莱谢尔，连续三任共和国总理均在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的“钦定”中产生，却又抵不住局势的凶险，纷纷下马。

在自信地宣称他将“把盗猎者变成守林人”后，兴登堡决定信任希特勒，将他为魏玛政府的总理。但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正式就任总理的那一刻起，他与纳粹党便开始用尽全力，将德国拉到他们所预设的轨道中去。

暗流已然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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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战争

在使德意志雅利安种族实现荣光的梦想中，举国信众都为希特勒每个反叛秩序的扩张政策欢呼。

1934年，德国退出了国际联盟。1935年，德国打破《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开始大肆建造军舰潜艇，扩充海军力量。1936年德国宣布推广普遍义务兵役制，公开扩军备战。

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危险举动，其余的国家却几乎没有反应，或者说不愿有反应。

此时不如往日，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欧美各国倾向于采取自保的策略。与其冒着触发战争的危险干涉德国，不如和平行事。

可以说这种不计后果的和平路线是一战创伤的后果，在经济恢复的关头，没有国家愿意重温二十年前的噩梦。在整个三十年代，和平主义与绥靖政策主导着英、法、美等国外交。

然而，回避现状的和平主义并不能为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各国普遍对战争的逃避，恰恰为纳粹德国提供了肆意驰骋的空间。

在纳粹梦想中的“大德意志帝国”的扩张尚处于开始阶段时，在1938年德国侵吞了奥地利，对着捷克斯洛伐克虎视眈眈时，各国对德国的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39年，当德国意图分割捷克斯洛伐克时，英国、法国又不顾后者极端反对的态度，秘密与德国达成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在协定的签署之后，还为自己维护了以他国利益为代价的“和平”而欢欣庆祝。

▲《慕尼黑协定》后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去向

最后，直到德国明确将战争提上日程，并在1939年9月闪电袭击了波兰西部国境，英国与法国被迫对德国宣战，“和平”的幻梦方才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战结束后的不到二十年内爆发了。德国之所以会挑起这场战争，是因为耻辱之心引发的民族自大。而之所以能够挑起战争，则是由于希特勒的精心养兵与三十年代的特殊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