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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末世:宁可养肥无数装睡者,也不愿容忍半个清醒者
发布时间:2019-4-29  阅读次数:347  字体大小: 【】 【】【
     当一个帝国,已容不下任何一本说真话的书,容不下任何一个说真话的人,既得利益者自大浅陋到只相信他想听的东西,谄谀献媚、拍马溜须者纷纷上位秉政,糊涂装睡、深谙中庸才能得以保全,帝国崩溃,委实不远矣……

      晚清著名官员、湘军缔造者,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已故去一百多年,虽然一百年后郭嵩焘被称颂与纪念,但即使是现在去品读郭嵩焘晚年遭遇,你仍你能从冰冷的文字里切实体会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无奈,甚至绝望。

  
湖南湘阴 · 郭嵩焘纪念馆

       大清国已亡了107年,这些文字反更给我们带来一种似曾相识、细思极恐、不寒而栗的的感觉。

       英国的哲人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而且国人一直以来都津津乐道于泱泱中华有盛世治史、后朝修史、以史为鉴的传统美德。

       都说“读史明智”,然而越读你就会越发清醒意识到,当一个社会,一个帝国到了末年,行将崩溃时,上位者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保持着理智、冷静头脑的“清醒者”,也不能容忍他们哪怕说半个字的真话,反而更积极地纵容、默许、养肥大批“装睡者”。

         一百年前前的大清末年,藏身宫禁深处的统治者们,始终自我感觉良好,天天做着我天朝上邦、华夏贵胄,俨然一派“海晏河清、歌舞升平”,四方洋夷万国来朝的美梦。

  

         然而,人类现代文明的曙光早已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跃出了地平线。可惜得紧,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华民族这个苦难的民族,始终被一个行将就木的帝国,一群自大自大狂、尸位素餐的执政者封锁着、洗脑着、压制着,未能及时得沐其光。所以“落后被挨打”了,所以始终未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

         纵览千百年来一个个帝国、王朝的兴亡史,当一个帝国,已经容不下任何一本说真话的书,容不下任何一个说真话的人,既得利益者自大浅陋到只相信他想听的东西,谄谀献媚、拍马溜须者纷纷上位秉政,糊涂装睡、深谙中庸才能得以保全,帝国崩溃,委实不远矣!

         非但如此,他们还无情斥责、弹压、剿灭任何试图将这文明光芒引入“盛世如此安稳、岁月如此静好”的帝国中之清醒者。

       很不幸,郭嵩焘就这样一个清醒者

  

郭嵩焘

       话说,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英国驻北京使馆的马嘉理路过云南,因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遭杀,时隔两年后,英国就此事要清政府派遣使团赴英道歉,并作为中国驻英大使。

       须知,彼时的天朝,虽历经近四十年被逼无奈的经济上“改革”(譬如洋务运动)与“开放”(譬如开放通商口岸),时常饱受战火洗礼,朝堂上下的秉政者们仍深感出任“驻英大使”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

      想一想也是,自古以来只有“蛮夷”派人来天朝朝贡,哪有天朝的大臣去外国“做人质”?

       自然,高贵的士大夫们纷纷避之唯恐不及。最终,清政府让曾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临危受命”,并勉励他赶紧赴任,能与国家“共克时艰”。

      想来也是好笑到可怕,鸦片战争之后的三十余年,这个帝国还是沉溺在“盛世”的美梦中无法醒来,在士大夫们(也许不少是装睡者)的想象中,盛世还是那么安稳,岁月还是那么静好,只要有无上权威、无所不能的皇帝在,有一大批无比忠诚、廉洁奉公的清官在,我们的帝国就牢不可破,我们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

       他们会在“报喜不报忧”的层层政府洗脑式官宣中,选择性的忘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帝都的沦陷之痛,忘记城下之盟那是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割让出去的领土那是一块又一块。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郭嵩焘在嘲讽和诋毁中,与副使刘锡鸿等经过几十天航行,终于在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
          
  
郭嵩焘出使英国(油画)

      郭嵩焘,何许人也?

     这是晚晴“湘军”的缔造者,湖南湘阴人的他,19岁中举,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曾任广东巡抚,是大清历史上首位驻外使节,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交好。

     驻英期间,郭嵩焘按照总理衙门规定,将自己由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年~1879年)期间在国外的所有的见闻全部用日记记载了下来,题作《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

  
《使西纪程》

       首先,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为中英之间的差别之大,感到痛心疾首。

       他在英国会见、结识各界名流,游览英国多个城市,参观学校、教堂、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后,深深感觉到清帝国与英国的差距何止百年?

       其次,他为国内士大夫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无法醒来,竟将远超自身的英法视为“夷狄”,更深感不安。

       据史书记载,郭嵩焘首先被英国先进机器所冲击,当亲眼看到农田上百余种机器时,不由赞叹,“一部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复倍之。”

       再及看到电话、电报、留声机等新鲜事物时,更是被惊呆,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这时的郭嵩焘真切感到,西方人不单单是枪炮和轮船比我们先进,在聪明才智上也不输中国人。   

  
郭嵩焘参观法国世博会中国馆(法国画师绘)

         其实,郭嵩焘在该书中不单有对科技记载,还有对英国议会等西方体制的描述。他对英国实行的西方体制表示赞赏。在其看来,这种议会政党制以及行政公开有利于英国统治层了解民意,下情上达。

         可以说,震惊、担忧的郭嵩焘将《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出版,是想让朝廷上下知道差距,然后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对西方文明奋起直追,好让祖国能及时沐浴在现代文明光泽之下。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样一部介绍西方文明的《使西纪程》,不但没让夜郎自大的国人开阔眼界,反而引起他们的口诛笔伐。

         《使西纪程》甫一出版,一时间舆论哗然,群情汹汹。

           这些自以为是、自负自大、自欺欺人的“爱国贼”们,纷纷指摘诋毁郭嵩焘,说他“诚不知是何肺肝”,更有甚者说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是一个十足的“汉奸”“卖国贼”。

         据说,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出资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其故宅,连老朋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简直是要开除他之湘籍了。

         在如此“汹汹舆论”下,清政府先是下令将郭嵩焘日记《使西纪程》诏令禁毁,还于1878年8月下令将郭嵩焘调回,拟将其查办治罪。 回国后,郭嵩焘在全国上下的声讨与谩骂中度过残年,终于1891年悲愤离世。

         说真话的书被禁毁,说真话的人惨然离世。

  

        然而,与这位大清帝国崩溃前夜可敬的“清醒者”相比,郭嵩焘的副使刘锡鸿,可谓帝国崩溃前夜众生相中最为典型的“装睡者”,是一个深谙权谋之道,醉心厚黑官场的老油子。

      这位副使,虽同样在英国见识西方文明,也私下里非常赞许,但在公开行动上,却密奏郭嵩焘“三大罪”“十款”,处处维护帝国“天朝上国”的“尊严”。

      这位副使与郭嵩焘虽一起回国,却继续风光无限地担任光禄寺少卿。其结局,倒是和几千年的来总难避开党争的王朝大臣们一样,终因批评攻击李鸿章“跋息不臣,俨然帝制”而被慈禧革职,巧的是同样在1891年离世。

       其实,每一个帝国崩溃的前夜都大同小异,有清醒者,自然有装睡者,当然更少不了乐于和稀泥的中庸者,大清帝国的末年也不例外。

       譬如,那个写出《盛世危言》一书的郑观应,光看这书名,就足以见识这位老先生的“中庸之道”,彼时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可谓大厦将倾了竟还自欺欺人为“盛世”。

       这种没有良知、底线、德性的御用文人,纵然文采风流、著作等身、名利双收,然其只会摇唇鼓舌、助纣为虐,笔下千言尽是歌颂帝王英明无所不能、将相清廉一团和气,从不留半点笔墨,痛陈民生之艰,鞭笞体制之恶,呼吁进步文明。

       袁枚老先生就曾写诗讽刺那些只会迎合皇命寻章摘句、风花雪月的御用文人: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坦率讲,亡帝国者并非外敌,正是装睡者刘锡鸿、郑观应之流,及他们拍马溜须、讴歌赞颂的英明神武之圣天子、清廉忠诚之将相百官,而郭嵩焘、袁枚这样的清醒者才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基石。

         就在郭嵩焘离世20年后,“盛世”帝国就终告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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