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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吸毒...火车上的30年 列车里读懂中国
发布时间:2019-1-31  阅读次数:54  字体大小: 【】 【】【

车厢是个小社会,卖淫嫖娼、吸毒犯罪,社会有啥它就有啥。

春运,堪称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物种迁移运动,总人次达30多亿,相当于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都运动了一次。

在高铁出现以前,火车正是这场运动的主要行进方式。

记忆中,纤细、闪亮的铁轨从辽远而不知名的地方延伸过来,摇摇晃晃的车厢载着天南地北的游子,马不停蹄地发往下一站。

1993年,成都至昆明,一家三口依偎入睡。

而在摄影师王福春的身体里,也有一列不断出发的火车。

1977年,借铁路职工身份之便,王福春开始用一台海鸥相机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这一拍,就是三十年。

一、车厢是个小社会,社会有啥它有啥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民工潮。

那时的火车车厢,是一个“打个喷嚏,钱包和孩子就会消失不见”的魔幻之地。

上车“搞春运”之前,值乘过上百万公里的老列车长召来一帮列车员,语重心长地训话说:“我们站的地面,是大社会。等上了车,就进入到小社会。小社会,出了事更难办,大家要留个心。”

1991年,从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一位抱着孩子的父亲警觉地盯着镜头。

在火车上和小偷不期而遇是家常便饭。“他瞅着我,我瞅着他,他以为我是小偷,其实他是小偷。”

车上的偷儿会斯文地把自己的西服挂在邻座的皮包上,等着下车时顺手牵羊。

而王福春却掩饰不住兴奋,一上车就来回窜,眼睛四处乱看,也不落座。走到第三、四个来回时,人家就烦他了。十分钟后,乘警来到王福春面前,要查他证件。

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被乘警铐起来的小偷是一个20岁不到的小伙。他盯着镜头,有点窘迫和茫然。

除了被当成小偷、被警察查证件之外,这期间还发生过许多事情。

卖淫的,嫖娼的,吸毒的,犯法的……车开了以后,就什么都有了。

“吸毒的,扎了那么大的疤。还有些大款在车里做这做那,我都拍过。”

1997年,从哈尔滨开往济南的列车上,一名吸烟的乘客。

还有一不留神把孩子生在火车上的。

1980年的一天,列车上的广播响了:找医生,有人要生孩子。

车上果然有好几个医务人员。王福春也拎着相机跑过去,但被列车员拿布和窗帘挡了回来,说男的不让。

1997年,从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新晋父母正入神地凝视着新生儿

虽然拍摄时常遭遇障碍,但列车上的事情,总归逃不过他的眼睛,包括“列车员是怎么回事”。

80、90年代,列车员爱“带熟人”,一趟车超员100%到200%是常有的事。

在这样的车厢里,5米的脚程比外面500米的还要漫长。乘客端着印有“康帅富”字样的泡面碗,往往要经历半小时的厮杀,才能接到一杯热水。

从1983年起,春运成为“全国性的大交通”。由于旅客众多,停靠时间又短,乘务员会帮忙将旅客塞上列车。

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有过三次乘火车的大潮,王福春都见证过。

头一次是1966年的“大串联潮”。红卫兵从四面八方坐火车上京接受检阅,见车就上,一律“免票”。所有的车次都没了发车时刻,人一装满就开。

第二次是从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潮”,前后持续了三、五年。每到停站的空隙,知青们就下车,有人戏说那是监牢里的人出来“放风”。

当时的窗户是可以打开的,经停站点时乘客可以下车,吸口烟或者买点特产。

第三次大潮则发生在80年代。新经济政策打破了“圈地为牢”的旧体制,中国农民像出山的虎,涌到有工可做、有钱可赚的富庶之地去。

火车成了民工潮的最明晰的见证。1980年,“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1995年7月,从武汉开往南宁的一趟超员列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光着膀子,满身汗泥,站着睡着了。

浪潮所及,全国没有一条铁路轻松。

面对这场大迁徙,当时的绿皮火车远远无法满足其运力需求。

铁路部门于是将货车当作客车之用,所谓的“棚代客”列车应运而生。

从南宁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如厕不便的发明。

棚车里没有座椅,也没有厕所,只有少数车次带有铁窗。

整个车厢倒是像一个闷罐,白天闷热如同汗蒸,夜里则是天然的冰箱

用竹席围挡而成的“厕所”,也因空气不流通而臭味熏天,仿佛车里装的不是人。

1995年,武汉到长沙的路段,车外高温达38.9度,车里干脆就40多度。一名民工光着膀子躺在座席背上休息,为了不掉下来,不得不抓住行李架。

二、既然水远山长,何不来圈麻将

虽无立锥之地,但火车上最不缺的,就是随遇而安的民间智慧。

1994年,从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上,乘客们组了一桌临时牌局。说笑中输输赢赢,不觉半天过去,车又穿过一个省。

王福春常常在车上听到这样的对话:“还有五六个小时呢,要不玩会牌吧?”对面扑哧扑哧吃着面的人迅速喝完最后一口面汤,说:“好啊!”

“老哥来一起玩吧 , 两个人没意思。”随后第三个人也加入其中,牌局很快就开始了。

不爱交际的那位,则窝在一旁,静观对局,车窗凹槽里塞满了他无声的烟头。

1996年,卧铺车厢内一位女青年拉起了二胡,她的自娱自乐吸引了上、下铺的关注。

1999年,人们在卧铺车厢的过道上做起了广播体操。

南腔北调,鼻息相闻,火车就像一系列“特别关系”的集合。

那时,长途列车上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姑娘坐在你旁边,她困极了,靠在你肩上睡着了。你虽然也困,但为了陌生的姑娘能睡好,一天一夜纹丝未动,等姑娘醒了,马上决定要嫁给你。

1994年,列车上的一对情侣。

1994年,相互依偎的两人。

至于落实到现实里,周云蓬曾在《绿皮火车》中写到过自己的经历:

“一个姑娘在我旁边坐下,很有方向性地叹着气,我窃喜,莫非传说已久的艳遇来了?

我问她是否遇到什么困难。她说老板拖欠工资,现在身无分文,要回家。我连忙拿出卖唱时别人塞到我包里的饼干、面包,与她分享。

第二天,我们坐上了去青海湖的火车。我问她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她说,她有男友了,既然你都把话说明了,两人再一起走就太尴尬了。

她要去兰州,我只好去格尔木了。我想最后拥抱她一下……但上车时人很挤,她一把把我推上车,车门就 ‘咣当’一声关上了。”

1997年,在哈尔滨开往齐齐哈尔的途中,一名男青年向对座的乘客展示刚拍的结婚照。

如果是40小时以上的长途路程,遇到的故事就更宽广了。

他留意过火车上的对话:斜对面讲的是一大串不足凭信的、在乡下听来的下流事情。后一排是传销现场,讲成功,金钱,治国平天下。

耳朵感到腻烦了,再换个台。9点钟方向,一个姑娘正谈着她那个即将见面的男朋友,她为他买了一桶红玫瑰,不料塑料桶漏了,淌了一车厢的水。

当然,如果邻座是个时刻酝酿着吐痰的赤膊大汉,那么你将什么也听不见,除了他频率极高的喉部扩张声。

1998年,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位92岁的老方丈戴着白手套为女青年号脉。

1995年,西宁至郑州,妻子为丈夫按摩

1999年,北京至广州,一位刚割了双眼皮的女乘客揽镜自照。

1992年,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开往古莲的列车上,各自占了一张长椅睡觉的男女青年。

那些买不到坐卧票的,干脆就放下矜持,打着赤膊坐在过道上睡觉,直到推着小车的列车员把他弄醒。

那个时代的列车推销员,卖零食用的是对联式的4A级文案,上联“啤酒饮料矿泉水”,下联“瓜子花生八宝粥”,横批“来,腿收一下。”

而手上的推车,正是彼时最IN的购物车。

等小推车的聒噪声变远了,站票的同志又再次躺下。别着头,蜷着腿,安忍如大地。

装满盒饭的小推车,未必能慰藉辘辘饥肠。上来卖方便面、西瓜的村民,给了封闭的车厢另一种选择。

1995年,在宠物狗旁吃方便面的女青年。

瑟缩在同一条过道而缔结的友谊、共饮一瓶啤酒所带来的热络、分享小桌板的默契,在车厢里比比皆是。

当然,泡面才是火车的灵魂、缔结友谊的硬通货,运气好的话,遇上不同省份的旅伴,还可以从广州吃到漠河。

1999年,从香港九龙开往上海的列车上,一对手捧哈达的年轻喇嘛。

从兰州到北京的列车上,两名回民在做礼拜,神情虔敬。

三、当速度成为主角

在王福春开始“拍火车”的1977年,国民经济复苏,铁路上跑的十有三四是“采购员”。到了80年代,走南闯北的“个体户”和“推销员”一统列车。90年代中期开始,富起来的中国人开始热衷于去旅游。

就这样,不同时代、宗教、职业的人,都被记录在王富春的镜头里。

而随后的十年,变化陡然加剧。

1986年,18次特快列车从哈尔滨开往北京。这一年,电视机第一次悬挂在这趟车的车厢里,当时电视机在百姓家中还很少见,全车厢的人都伸脖子看电视。

1994年,从沈阳开往大连的列车上,大款用“大哥大”通话,那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1993年,《人民日报》报道:“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将有旅客10亿人次需要输送”,当时我国总人口不到12亿。速度与卫生,成了中国铁路的当务之急。

于是,1997年发生了两件值得记忆的事。

这一年的春运,铁路开始取消“以棚代客”的做法。中国铁路也开始了第一次提速,最高运行时速达到140公里。

1999年,从哈尔滨开往牡丹江的火车上,一桌乘客插着耳机收看微型电视。

及至2007年4月18号,中国铁路迎来第六次大提速。次年,动车组首次投入到春运大潮之中。

很快,王福春上车拍照,电视挂在头顶上,却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乘客们仿佛一夜之间持重了许多,都低着头在网上冲浪。

“买我皮带,传宗接代”的广告文案也与时俱进,改成了“手机有电,感情在线。”列车推销员卯足了劲地喊:“充电宝啦,有没有人要充电宝啊?”

1996年,因空调太冷,乘客用椅套当成被子。

2019年1月21日凌晨,随着第一辆列车驶出,为期40天的春运正式开始,其中高铁是主力。

1995年,乘客在经停站买土特产,如今这样的场景早已绝迹。

在王福春的眼里,蒸汽机车就像一头喘着粗气的庞然巨物,徘徊在21世纪的门口,说:“要不我就不进去了吧。”

直到2005年12月9日,王福春把它拍到退出历史舞台。

南下北上,东去西往的三十年里,王福春累积了一万多张底片。2001年,他先后卖了三台机器,出版了《火车上的中国人》。

那个黑白如薄雾样的年代,终于跃然纸上。

在丹麦展览时,一名荷兰摄影师在久久凝视一幅作品后决定要把它买下来。

“一张什么照片呢,就是一对情侣躺在一个被窝里头(那张)。”

画面里,姑娘正深情地望着小伙子。那是一个晨光初醒后的故事。火车穿过漆黑的隧道,他们开始亲吻。有几个隧道特别长,他们就能亲上三五分钟。

王福春问他为什么是这张,对方回答说:“中国人含蓄,情感不外露。这张就是中国啊。”

1996年,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挤在下铺上的情侣。

那天,他们下了车,卧铺上留下了两个空白,如同一块历史的空隙。

只有它知道,那两双年轻的眼睛里,为何会同时闪烁着希望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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