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这个拥有丰富煤炭资源及文明遗产的乌金之乡，如今却被视为中国发展最为滞后的省份之一。
然而一个世纪以前，这片土地几乎汇集流通着整个国家的民间钱财，其商业发展状况与经济自由度指数可谓执中国之牛耳。
在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之前，如今在北上广深那些大城市里像模像样的金融贸易“大厦”，大多分布在山西省平遥县和太谷县的街道间。那么，明清之际的山西又缘何几乎垄断整个中国的金融业呢？

一、三晋繁荣的积淀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上下5000年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3000年之久。
当今的山西乃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属地，晋国极盛之时，国土曾经囊括当今山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的部分地区。

春秋后期，晋国国力渐弱而被韩、赵、魏三国瓜分，因而后称山西为三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山西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无论在文化，军事还是经济都曾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隋炀帝曾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道慰抚大使，由此才有了后世之称的“山西”之名。之后李渊起兵晋阳（太原），奠定了建立唐朝的基础，因此，唐朝一直将山西视为龙兴之地。
到五代十国时期，山西晋南已经成为重要的农业基地。由于矿产丰富，绛州生产的钱已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山西地势居高临下，山谷纵横，有险可控，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与战略地位。到了宋朝，政府怕互市危及统治，曾经几次闭市，但是晋人强大的经商能力使得闭市只能成为泡影。

▲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正处在塞外与中原的交汇地带

待到元朝之时，大同、平阳、太原三城已经富甲一方，发展成了大都市。马可波罗就曾经用诸如“壮丽的城堡”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当时的山西临晋，山西的繁荣可见一斑。



▲大同，太原，平阳位于山西的中央走廊上，元朝时已经是繁华的都会

二、晋商的兴起

明朝建立，元朝灭亡后，蒙古人退居漠北并在草原上建立了的政权，从此开始了和明朝长达近三个世纪的拉锯战。
当时明朝建立初期为了抵御外敌，在长城沿线设置的九关重镇少说驻兵也有近万人，这么多人吃吃喝喝，粮草的供应就成了大麻烦。
于是，政府制定政策，也就是开中制，开始为部分商人签发盐票，鼓励他们将政府生产的物资运送到朝廷需要的地方进行贩卖。



▲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开中制的实行为晋商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在这些商人中，山西人又尤为吃苦耐劳，凭着为政府贩卖物资赚取的差价，晋人不仅填饱了肚子，还从中渐渐积累起相当大的资本。
明朝开中制的实行，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晋帮也由此最先发展起来。
晋商的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也离不开山西人独到的商业眼光。后来到了隆庆年间，明朝感觉再这样与蒙古对抗下去着实力不从心，便与蒙古达成了隆庆和议，并在长城沿边开设互市，实现了两个政权之间的商业交往。
当时明朝北方的土地贫瘠，灾害频发，山西人抓住机遇离开故土到蒙古大草原另谋生路，一时兴起”走西口”的浪潮。



▲“走西口”浪潮导致无数山西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之间的经济文化通道，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走西口”浪潮可谓是中国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活动之一。这时山西人发现蒙古人民普遍缺衣少食，物资相当匮乏，新的商业机遇为山西人从事经商活动造就了条件。
从南下武夷山贩茶到东赴苏杭买布，越过杀虎口到达蒙古草原乃至中俄边境的哈克图，晋商开辟了一条万里茶路，促进了蒙古地区商业的繁荣，并因此造就了一大批晋商富贾。

  

▲山西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蒙古游牧文明的交汇处，晋人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优势与自己出色的经商能力，探索出横贯欧亚的万里茶道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山西的行商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精通蒙古语的行商是“通事行”，最大“通事行”即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有将近七千人的从业人员。“大盛魁”的财力超强，可以用50两重量的银元宝铺一条从乌兰巴托到北京的路。

晋商的兴起对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封建思想无疑是一种有力冲击，也打开了明清资本流通的新局面。

三、晋商巅峰—票号的出现

生意做到了极致，社会商品经济也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到了清朝，晋商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晋商分布在全国各地，每天收获巨大成交额的同时也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首先产生的问题，就是晋商常年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金周转的速度十分缓慢，巨额的财富使得他们有大量借贷需求，需要财力雄厚的借贷机构。
再有，晋帮的商号间，有大量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求，但是当时清政府并不印制银票，市面上流通的仍然是白银，大量的白银运输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而且镖局运现风险极大，难免出现一两个武功高强的江洋大盗前来劫镖。



▲镖局可以说是古代的“快递”，运镖人在出发前都要祈求平安，镖师不仅要武功高强还要懂得江湖规矩
这时候，商业活动及政府收拨款靠镖局运现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于是中国现代金融机构的雏形，山西票号便应运而生。
票号有强大的财力支持，除了通过存放款支持钱庄及商号的经营活动外，仍然以汇兑金银为主要的金融业务。票号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晋商发展的需要，加速了资本的流通。
清朝捐纳制度的实行，使得票号与清政府的结合更为紧密。当时清政府实行捐纳制度转让官职，以获得钱财补贴财政。
山西票号凭借巨大的财力支撑被当时的捐官者所看重。为了进一步获得政府庇护从而取得巨大利润，财东和经理人员便直接捐纳报效买取官衔和封典，挤入了官僚统治阶层。
票号通过汇兑军饷和协饷，为地方政府垫款等方式逐渐成为清政府的代理国库与财政部。而政府与票号的特殊关系也使得票号一时风光无两。



▲山西晋商八大家，明清时期中国出名的八大财团家族
在当时的票号中，名声最大的当属“日升昌记”，人称“中国第一票号”。起初，日升昌不过是一个颜料作坊，这个作坊的东家李先生聘请雷履泰偶尔做些汇兑，贷款之类的金融业务。
之后这业务越做越大，东家干脆直接出资成立了日升昌票号，雷履泰出任大掌柜。
后来，日升昌名号越来越响，不到几年时间就在全国各地开了几百家分号，日升昌鼎盛时，竟然占有清政府80％的白银储备，一时叱诧风云，无出其右。


▲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记”匾额寓意旭日东升，蒸蒸日上

日升昌的的成功与其探索的先进管理经验是分不开的。其组织架构分为三种：东家，掌柜，伙计。
东家，毫无疑问，主要负责出资和任命掌柜，而选出一个好的掌柜也是作为东家头等大事。而作为掌柜（经理）则直接负责票号运作，同时指使伙计干些拨拨算盘，记记账之类的杂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升昌上班还能入股，除出资外，还可以出人力，即身股。当时晋商探索出的这种经理负责制及人身顶股制有力的促进了票号的发展，这种管理经验即便放在现在也仍有借鉴意义。



▲日升昌记的账簿

四、商业传奇的落幕

晋商崛起于明初北方边境的粮盐贸易，清朝时又以皇商的角色取得商业特权，晋商的成功既离不开山西人灵活的经商头脑，更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扶持与时势带来的机遇。
随着清朝末期政府的加速腐败，鸦片战争以来，政府把战争赔款的负担转嫁给民间，晋商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曾经受益于清政府扶持的山西票号此时也不得不面临被慢慢蚕食的命运。



▲自鸦片战争以来，以宁波帮为代表的南方商帮逐渐崛起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也成为晋商破产的诱因之一。例如俄商利用特权在汉口开设砖茶厂，不断挤压晋商贩茶的生存空间。
1909年俄政府又对在俄华商征收重税，清政府对此束手无策，而一些晋商大佬又普遍思想陈旧，票号彻底失去了改革发展的机会，山西人所创造的商业传奇也走到了尽头，从此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昔日汇通天下的金融中心山西也随着晋商的衰落失去了其往日的地位，但是这段历史将一直被镌刻在中国历史的书卷里。

▲“汇通天下“的匾额昭示着晋商强盛的历史，而如今已是物是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