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的70周年纪念日。和70年前一样，我们对这份与人权重要相关的文件，仍然表现出了一种常见的“漠不关心”。这份看似和我们生活“毫无相关”的历史性文献，实际上，离我们很近。
70年前的12月10日，中国北方正在进行关键的平津战役，那个时候的大部分国人大概都没有心思关心，这一场远在巴黎的会议。这场会议由联合国举办，最终以没有任何国家反对，仅六票弃权的惊人数字通过了一份文件，而这份文件直到今天，都还是世界上被翻译成最多语种的一份文本——这份文本非常重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权利法案，它就是《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可是这些文件难道真的只是西方人专属，与我们就毫无关系了吗？
01.《世界人权宣言》里的非西方视野
如果你也知晓这几天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所发生的不幸事件，中国的官方表态中就包含了对加拿大不尊重孟女士人权的谴责，我们也是会采用人权话语的，可见这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
孟晚舟庭审现场绘制图 | 来源网络
谈到《世界人权宣言》，以前对这份历史性文献的研究，通常也只关注到其与西方的关系，比如许多人认为二战结束、联合国刚刚成立，就把人权问题提到如此高的层次，是否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留给我们了许多反思，包括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残忍屠杀行为的震惊和反省。
的确，可是这种说法也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知道，中国在二战中同样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和迫害（明天12月13日，即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难道我们就没有理由去重新醒思，为什么到了现代世界，人命仍然如此脆弱，如此不值钱吗？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确需要了解《世界人权宣言》与中国人的关系。
过去西方人在谈论这份历史性文献的时候，每个国家都会有各自的偏好——比如，美国人最喜欢强调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琳娜·罗斯福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当主席时，对推动这份文件所起到的作用；而法国人则特别强调法国的法学家卡森，因为他是宣言第一份草稿的起草人。
《世界人权宣言》早期修改草案
可是大家都忽略了，当时的人权委员会里，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中国人。当那时其他国人都没有太在意70年前巴黎召开的这场会议，究竟在谈论什么的时候，却有一位中国人在努力居间斡旋，并提出了自己民族文化的贡献，这个人就是当时人权委员会的唯一副主席——张彭春先生。
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还有一尊为纪念张彭春先生而树立的铜像，因为先生归国后也曾在南开任职过教授。他当年是“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留学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跟随的导师就是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胡适是师兄弟的关系。
张彭春（前排右一）在清华时与泰戈尔合影
1923年至1926年，他曾任中华民国国立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除此之外，他在戏剧界也是一位影响很大的人，比如著名的话剧大家曹禺先生就曾经表白过，当年还好遇到张彭春先生，启发了他接近话剧。甚至梅兰芳先生访美、访苏联的成功，也得以张先生在其中穿针引线。张彭春就是一位对西方尤为了解，并且在国际上颇享声誉的人。1940年，当时民国政府的外交部曾指派他到国外宣传中国的抗战，希望得到各国支持，那个时候他做过驻土耳其的公使，做过驻智利的大使。他天生好学，所以在土耳其当公使之时，就曾深入研究伊斯兰文化，而在智利当大使的时候，就下功夫探究南美洲的种种社会文化状况。因此，到了1948年的时候，张彭春也就很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权委员会的副主席，要在人权问题上给予一个非西方的视野。
张彭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02.《世界人权宣言》与孟子
关于这一面，过去很多中国人其实并不太了解，直至最近几年开始，陆续有不少中国学者注意到了这位今天几乎被大家遗忘了的“民国名流”，甚至还有西方人也注意到了他的作用和贡献。哈佛大学的一位法学讲座教授玛丽·安·葛兰顿，就著写了这么一本书——《美丽新世界：〈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记》，这本书里就特别提到了张彭春先生的贡献。 
那么到底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为什么又说这个贡献和中国密切相关，也使得《世界人权宣言》成为了一份能够代表中国固有人权观念的文献，和过去来自西方的关于人权的说法有所不同？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较为熟悉的，在西方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与人权相关的一些历史文献，比如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美国独立宣言》。在这份宣言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从这句话你大概能看出西方人对于“人权”观念的探讨，以及他们所依赖的基础。
《美国独立宣言》中这样说道：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十几年之后，法国大革命之时，也就是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上宣布的《人权宣言》里又有这么一句话：
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你是否注意到这两句话有一个很关键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提到了上帝，或者造物者。在西方的思想传统里，“人权”这个新生的产物是和他们的基督教背景相关的，是和西方自然法的传统相关的。
各国代表共同出席联合国举办的一项人权展览的开幕式 罗斯福夫人（左二）、张彭春（右二）与马利克（右一）
为什么人权与上帝相关？首先要肯定每个人生下来的基本地位为什么是平等，那就是因为，在西方传统观念里，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而人的诸多秉性也都是从上帝那里而来，因此人的基本特性是透过这样一个造物者的背景所保证的。于是，当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讨论《世界人权宣言》的时候，本来也想沿用这种传统将造物者放进来。可是如此一来，问题就出现了——
第一，造物主是指谁呢？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每个文化中对神的认知和理解都不一样。而且西方的自然法传统，也不是世界上各国都能够共享的。事实上，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在做一项人权观念的调查时，就广泛给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各地的学者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各自阐述自己文明的人权观念。
当时有位中国人权学者就说到，的确，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正式的人权宣言，可是并不表明中国从来不承认人权，或者中国就不享有基本的人权问题。刚才提及的《美国独立宣言》也好，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也好，他们之所以讲人权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都是从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谈的，认为人权应该首先是对着政府、对着国家而言的。
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张彭春（左一）与美国代表
但是这位中国学者表示，其实类似的想法中国很早也就有了，比如孟子就主张政府应当服从人民的意志，所以孟子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也就是，中国人并非没有人权观念，只不过中国人对于“造物主”这个观念，好像真的已经不太强调了。于是，张彭春先生就反对其他西方委员要在《世界人权宣言》里谈及“造物主”这件事，而《世界人权宣言》里的第一条即是：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赋有理性良知，诚应和睦相处，情同手足。
《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这一条，就在张彭春先生强力的主张下，将“造物者”的观念被拿掉了，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人权宣言。
03.“仁”的观念，让冷冰冰的理性多了一番层次值得注意的是，当年法国的法学家卡森在起草初案的时候，就提到了“情同手足”这一点，其实这也是受到了张彭春先生的影响。因为之前在讨论阶段，张彭春就一直和这些西方同行们介绍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四海之内皆兄弟”。
《世界人权宣言》草案
他用这个角度来阐释，中国人很早就认为，全世界所有人类彼此之间都是一种兄弟姊妹的关系，有一种最广义同胞的感情关系。为了说明这个感情关系，张彭春还不断强调中国人喜欢讲“仁”，“仁义礼智信”里“仁”。他认为这是对人权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这是因为西方人在谈人权的时候，除了谈到造物主之外，还很喜欢讲理性，认为理性是全世界人类共通的东西。
可是张彭春就说，其实理性后面还应该加上“仁”。可到底“仁”是什么意思？ 张彭春就说，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英文应该是two men minors。但似乎用同情，比如Sympathy或者Consciousness of one's fellow man更合适，但是由于英文真的很难准确翻译“仁”的意义，最后只能将它翻译为“良知”。所以刚才《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句里可以看到，理性的后面就有“良知”。
纽约联合国国际幼儿学校阅读《世界人权宣言》海报
当时在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张彭春还对“良知”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中文讲“良知”、讲“仁”其实包含两个元素，就是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这种美德，它的开端就是因为人天生有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又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孔子讲到“仁”即为“忠恕而已”——“恕”的意思，就是一种对自己的约束和克制，不要做坏事，正是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主动的、外放的，我们要从同情他人，体贴他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一种“仁”的观念，就使得原来冷冰冰的理性多了一番层次。这就是张彭春先生在《世界人权宣言》里面最重要的一项贡献。
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张彭春与美国代表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比如刚才我们提到，在西方人的传统当中，“人权”往往是一种政治上的讲法，但忽略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权利。
今天《世界人权宣言》里已经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有受到教育的权利，都有经济上以及社会参与的权利，但其实这些内容在当时的讨论之中存有很大的争议。
那最后是如何说服大家通过这些条文的呢？张彭春则又提到了中国人还有一个叫作“大同”的观念，“天下大同”的大同，而这个大同指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中国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礼记》里，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就包含了，这是一个“天下为公”的世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篇）
像这样的一个世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得到最恰当的一种对待和照顾，这是谓“大同理想”。当时这番话深深打动了许多西方人，尤其是苏联方面的代表。为什么？
因为苏联代表对于人权的理解和其他西方国家也不太一样，因为比较信奉马克思主义，很强调人的权利应该包含社会与经济的权利。苏联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当时要比西方做得好多了，大家没有经济上的剥削和差距，在社会上也基本取消了不平等的状态。所以当时苏联一直力主将这种权利放进宣言里，但英美等国家很是反对，直到张彭春提出了“大同”的观念之后，大家才都接受了。
美国的埃莉诺·罗斯福手持《世界人权宣言》的海报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人权宣言》之中为什么会有社会经济及文化的权利？比如社会的福利、全生活保障，就业福利、救济，以及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参加文化生活，享受艺术，每个人都有权接受适当的教育等等条文也都纳进去了。
可以说，张彭春先生对于这份《世界人权宣言》，他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就是用一种非常中国式的、“和而不同”的态度，想办法把世界各国差异巨大的种种想法，变成一个真正让全世界都能够接受的人权领域文件。
他非常反对把这份宣言的起草，变成一场关于世界各国的宗教哲学孰优孰劣的大辩论，他认为这样完全没有意义。而是应该共同想出一个最大“公约数”，让各种文化的人都能够接受并认同的，这也是他的第一个成就。
第二个成就，则是他在这份宣言其中注入了一些非常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内容，包括“仁”的理念、“大同”的理念。
因此，这份《世界人权宣言》从这个意义上看，是一份历史性的世界文献。
在这个基础上，《世界人权宣言》虽然没有公约，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但是至今为止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值得追求的一种理想。
今天如果你读这份宣言，只把它当作一个与我们无关、纯粹只是西方人专属的文件，由此轻视它，就太对不起当年为了这份文献付出那么多心血的张彭春先生，也更加低估了我们中国文化里所包含的一种伟大的潜力与潜质。
1957年7月19日，张彭春先生因心脏病发，在美国逝世，终年才不过65岁。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可能都已经遗忘了，他曾经提出过这么伟大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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