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行（央行）新任行长，由原来的副行长易纲升任。
“人民币先生”终于起身告别，把中国人行（央行）这个关键职位交给他的副手易纲。北京人大会议表决中国新一届内阁阁员，易纲公认是最出人意表的一匹大黑马。
说易纲是大黑马一点不过份。大陆央行行长看上去是准部级官员，又跟那些监管机构并列，但在中共最高领导层眼中，这个职位超脱于一般部委之上。加上这个职位与正国际化的人民币连在一起，还是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职位。也因此，伴随周小川年届70，央行行长竞逐日渐激烈。
而自去年岁末的中共十九大，到3月的人大，至少有3人成为大热门，一位是在湖北当中共省委书记的蒋超良，那是王歧山爱将；一位是大陆银监会主席郭树清，那曾是周小川亲自培养的对象；一位是大陆证监主席刘士余，他出央行后就以回央行为己任。但在各种名单中就是没有易纲。
北京话说的“灯下黑”，在这次大陆央行行长猜谜游戏中得以体现，过去10年来易纲就在周小川身边，任著央行第一副行长、央行中共党委副书记，于党于政，都是周小川的第一副手，但大家就是没往他身上猜。
易纲担纲央行行长的消息，在表决前夜终于流出。于是，北京财经圈火爆热议著“央行因何是易纲”。因为去年中共十九大上，“白马”蒋、郭、刘三位，都获选中共中央委员，反而易纲只给派了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席位，这种安排，通常是给副职用的，何况央行行长在省部级中，同级要高出半格，按传统人事安排，易纲在中共十九大时，还没有排成首选。
易纲最后成为央行首选，可以总结出好多理由，如果抽丝剥茧，再简而化之，那就可缕出易纲两个关键的“三”，一是易纲头上的三顶帽，一是易纲背后的三个人。
一日之间，北京城中都在说两个人，一是当上副总理的刘鹤，另一个就是易纲。而上下左右似乎对易纲的评价都相当正面，各方说不一，但都关乎易纲头上三顶帽子。
这三顶帽子，正好代表着三个“派”，即人称易纲是“海归(专题)派”、“改革派”、“技术派”。“海归派”不难理解，就是早年放洋，学成归国一族。易纲在北大二年级时，被公派美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成后本来留在美国任教，但他热心当时中国的改革，不顾一切地回北京了。
“海归派”回到北京，成了“改革派”。他回北京后，就与林毅夫等人发起组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后他官位层层升，但还保持着学者身份，而在学者中，他又保持着改革派的色彩。至于技术派，有人说是他当上央行行长的关键。因为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以及大陆央行的“新宏观审慎政策”，都是相当专业的技术活。
至于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跨境资本流动和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那就更技术了。而在今天大陆金融界，只能“技术派”才镇得住台脚。
有人头上的帽子比易纲还多，但就是当不上央行行长，关键在于背后是什么人。易纲过去30年间，交了好多朋友，其中有3个人，成了他这次扶正的关键。首先一个是王歧山。王歧山也是在中青年学者和金融两个圈子中打滚出来的，易纲早就与王歧山有私下交往，两人还爱聊读书心得，那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易纲先看过，王歧山又找来看，然后又向习近平推荐的。
另一个人，就是周小川。易纲在央行的年头比周小川还长，他早年在朱镕基手下做事，1997年就做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周小川进央行后，易纲全力辅佐，周小川也刻意不理旧老板的批语，重用易纲，2007年要其出任副行长，一直到交班前都不准他离开。而易纲也真为周小川出力，周的好多方案，都由易纲亲手绘制，比如汇改、资金池等等。最后交班给谁，周小川的话，绝对有影响。
再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是刘鹤，有些人际关系，是相识于微时。正好20年前，刘鹤、易纲都还是财经部门官员，刘鹤主持着局级的国家信息中心，易纲是央行货币政策司长升了央行行长助理。两人在一次理论论战中，惺惺相惜，由此结缘。2013年，刘鹤出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坐稳之后就向习近平要求，因易纲兼任中财办副主任，成为其金融副手。
刘鹤在去年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金融外经，除了最高领导人，直接分管者的话可谓一言九鼎了。易纲就这么容易的在央行担纲了。
帽子也好，背后的人也好，更有趣的还是年分，今年是易纲的本命年，而这个本命年是一甲子的本命年，这是影响易纲升迁的一大道“大坎”。所以北京财经圈有易纲朋友说吉人天相，顺风顺水，“新人民币先生”易纲过坎，人民币也“利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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