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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 生命的价值
发布时间:2017/7/29  阅读次数:822  字体大小: 【】 【】【

人世多悲欢,珍重生命的人,会寻求一种较合理的人生态度。我所欣赏的人生态度,是道家的一种境界。正如陶渊明诗中所云: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人总希望活下去,生与死是相对的。

印度梵文中的“死”字,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这说明印度古代的语法学家,精通人情心态。死几乎都是被动的,一个人除非被逼至绝境,他是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生命的。

我向无大志,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我对亲人,对朋友,总是怀有真挚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别人。但是,在那段浩劫的岁月里,我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那时,任何一个戴红箍的学生和教员,都可以随意对我进行辱骂和殴打,我这样一位手无搏击之力的老人,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种皮肉上的痛苦给心灵上带来的摧残是终生难忘的。

我的性命本该在那场浩劫中结束,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中我没有像老舍先生那样走上绝路,我侥幸活了下来,我被分配淘厕所,看门房,守电话,我像个患了“麻风”病的人,很少人能有勇气同我交谈,我听从任何人的训斥或调遣,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我活下来,一种悔愧耻辱之感在咬我的心。

我活下来,一种求生本能之意在唤我的心。

我扪心自问:我是个有教养、有尊严、有点学问、有点良知的人,我能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根本缘由在于我的思想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的信念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不情愿那样苟且偷生,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那段时期,那个环境,那种心态下译完的。

我活下来,寻找并实现着我的生命价值……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往昔岁月,依旧历历在目。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生经忧患,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他们在风雨中经受了磨炼,抱着一种更宽厚、更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他们更愿讲真话。

敢讲真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极硬的“骨气”。历史上,因为讲真话而受迫害,遭厄运的人数还少吗?

我们北大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曾发表过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讲了真话。但到了1959年,这个纯粹学术探讨的问题,竟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面对数百人的批判,老马拼上一身老骨头,迎接挑战。他曾著文声明:“这个挑战是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马老很快遭了厄运。但他的精神,他的“骨气”,为世人所钦仰、所颂扬,因为他敢于维护自己的信念,敢于坚持真话。他成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我国著名老作家巴金先生,对三十年前那场浩劫所造成的灾难,认真地反思,他在晚年,以老迈龙钟之身,花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写成了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这部书的永恒价值,就在于巴老敢于在书里写真话。

当然,只写真话,并不一定都是好文章,好文章应有淳美的文采和深邃的思想。真情实感只有融入艺术性中,才能成为好文章,才能产生感人的力量。我所欣赏的文章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有节奏性,有韵律感的文章。我不喜欢浮滑率意,平板呆滞的文章。

现在,善待知识分子已成为我们的国策,我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不要再经受我们老辈人所经受的那种磨难,他们应该生活在一种更人道的环境里。当然,社会是发展的,他们会在新的环境里,遇到更激烈的竞争。但这是一种智力上的公平竞争,是现代社会中一种高尚的、文明的竞争。它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有志于使中华民族强盛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这就是我,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在写这篇序文时,窗外暗夜正在向前流动着,不知不觉中,暗夜已逝,旭日东升。朝阳从窗外流入我的书房。我静坐沉思,时而举目凝望,窗外的树木枝叶繁茂,那青翠昂然的浓绿扑人眉宇,它给我心中增添了鲜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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