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当蒋介石以87岁高龄死于台湾时，人们很容易将其视为一个失败者，视为中国历史残骸的一部分，尴尬地漂浮在毛泽东革命胜利的余波之中。现在这一点则没有那么明确，今天的中国要承担起新的全球责任，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倡的改革性的政治构想就不那么适用了。蒋介石在做国民党主席时坚定信奉的政治主张，现在看来似乎拥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这些主张包括：将广阔的边境地域牢固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建立强大的军事机器以避免19、20世纪中国屈服于外国力量的耻辱再次发生，维系民族主义与政治稳定性之间的有力平衡。　
       从当前视角看，蒋介石同样比毛泽东更能激起我们的好奇心。人们已经从如此之多的角度探讨了毛泽东的著作和其通往权力之路，相比之下，蒋介石倒像是一个真正的谜：他晦涩含糊的著作需要得到阐发；也是通过他，我们或许才能多少理清中国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日本的智识压力之间存在的隐秘关联，这种关联支配着1860年代到1950年代间大部分的中国历史。　
       不过，要想解释清楚蒋介石的生平，这是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在其详细的、披露性的关于蒋介石长子蒋经国的传记中(《蒋经国传》)，陶涵(Jay Taylor)已经证明，任何关于蒋介石的研究都必是一个家族故事，即使这个家族的资料难于收集或解读。蒋介石的同代人通常觉得他冷漠、淡然、不爱合作，他的言谈举止、措辞也难以理解。他不仅是个谜，他还是个通过重重防备将自己保护起来的人。蒋介石不容易得到人们的喜欢，通过强调他在政治上的冷酷和顽固的反左主张，一系列与他同时代的观察家、记者巩固了蒋介石在国内及更大世界范围内的坏名声。即使时代—生活公司(Time-Life)以及蒋的政治发言人一直力图维护他的形象，也无济于事。
       只有在其晚年，当蒋介石为台湾带来了经济繁荣并允许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开始探索民主政府的可能性时，才有一些对他的积极评价流行开来。彼时，他已经统治台湾几十年了。但这种积极的再评价，被台湾民进党推行的极其负面的反蒋运动终止了，这场从2000年持续到2008年的运动，由言辞极为激烈的民进党主席陈水扁主导，其重点则放在蒋介石及其追随者在1947年起义中对台湾原住民采取的暴行上。　　

      蒋介石的婚姻与爱情

      在其书中，陶涵似已明智地决定穿越这重重负面评价迷障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以更具个人性的方式处理历史资料。通过使用日记及其他留存下来关于蒋介石的回忆录，陶涵向我们证明蒋介石也能够经历一种情欲和感情交织的复杂生活，这一点和其所处时世的许多其他年轻人没什么分别。　
       历史记录显示，蒋介石的母亲依照中国农村地区的本土习俗，在蒋介石14岁时为他娶了一位19岁的本地姑娘。这段婚姻是蒋介石母亲与住在附近的一个家族商定的，但陶涵推测，直到八年之后蒋介石才与妻子完婚，后者在1910年为蒋介石生了他们唯一的孩子蒋经国。陶涵认为，蒋介石早年的性经历主要来自中国和日本的酒吧女郎和妓女。蒋介石对这些女郎很感兴趣，无论是在他就学并参加军事学院的中国市镇还是在东京，都和她们结交。

       蒋介石后来抛弃了他第一个妻子和后者代表的乡村生活，但这段不寻常的生活加上同时与不同女人的交往，很显然让蒋介石对性生活过度及可能导致他绝育的疾病充满恐惧。很确定，在他的长子蒋经国出生后，尽管蒋介石与他的第一个妻子正式分开并和一个女学生结婚，他和此后任何一个伴侣都没有再生孩子：其次子蒋纬国实际上是他一个政治顾问的孩子，由蒋介石领养。
       蒋介石与宋美龄著名的第三段婚姻开始于1927年，后者时尚、富有，且是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徒。陶涵引证蒋介石1930年的一条日记暗示宋美龄曾流过产，这次流产使宋美龄在那年夏天陷入一段漫长的抑郁期。尽管如此，这对夫妇同样没有孩子。两人关系时有摩擦，但家族成员都将这段婚姻称为“天作之合”，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蒋介石去世。
       这些细节没有任何惊人之处，却使我们有可能瞥见一个更有血有肉的蒋介石，至少是作为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的那个蒋介石。对中国现代史读者来说，更令人震惊的或许是陶涵提供的关于蒋介石宗教观的细节。此前许多评论者认为，蒋介石对基督教的信奉只是一种职业手段，因为只有如此，宋美龄的母亲——来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才会同意这段婚姻。与这种观点不同，陶涵认为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是真诚的。陶涵告诉我们，蒋介石经常每日研读不仅是《圣经》而且包括像《荒漠甘泉》这样的基督教布道文学作品，尤其1943年之后更是如此，蒋介石还经常在他的日记中引用自己阅读的作品。
       陶涵对蒋介石日记进行了精心的筛选和引用，巧妙地将蒋介石日记内容和对更广阔世界范围内主要政治、军事事件的生动描述并置在一起，凭此，陶涵逃避了那些混乱无条理的反思，并赋予我们一种与历史的亲密感。从某种程度上说，陶涵在蒋介石和他身处的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系列更有感性的关联。　

     
蒋介石的掌权过程　

      无论多么富有才力或多么坚韧，也许没有历史学家能够完全理解蒋介石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掌权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这段时期似乎不可能用逻辑来分析。　
       蒋介石掌权过程中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在于，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还有谁比他接受了更混杂的军事训练和教育。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混杂的教育逐渐融合成为蒋介石善于吸纳包容的个性。我们可以简单列举那些对个性成长更有影响的例子：在青少年时期，蒋介石在北京以南保定的陆军军官学校接受了军事训练。这所非常著名的学院在19世纪晚期中国军事系统的重构过程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在这里蒋介石遇到了很多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军官，他们许多人原来已经接受了满族的军事训练，后者是1640年代征服并从此统治中国的军事精英团体的后裔。　
       在1911年推翻满族统治的革命之前，蒋介石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即使他的成绩并不突出——据陶涵引证，蒋介石在62名注册振武学校课程的中国学生中排第54位——他仍在日本第19战地炮兵团中接受了集中的战地训练。该炮兵团的数名日本军官都对青年蒋介石的坚韧和专注留下了印象。　
     1920年代早期，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到莫斯科学习。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与广州附近的黄埔军校的布尔什维克军事讲师合作密切。1920年代中期，蒋介石与这些苏维埃军官并肩作战，对抗敌对军阀并与Comintern(第三国际)的顾问谈判。作为军校校长，他每天还与数位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袖来往，这里面就包括了军校政治委员周恩来。　
       如果这还不够多样，1930年代早期蒋介石延请一小批曾参加过一战的德国军官作为自己的技术顾问和军事训练最高长官，这批有经验的前指挥官帮助蒋介石在中国中部连续开展了五次对共产党部队的“扫荡战役”。此外，1940年代早期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之后，蒋介石必须同时与英美两国的军事将领进行战略协调，以应对在亚洲各地开展的战争，这就包括了与美国战地指挥官如约瑟夫•史迪威将军(Joseph Stilwell)在缅甸抗日战争中的合作，与英美军官在印度蓝姆迦(Ramgarh)训练营中的合作，以及与美国空军指挥官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的合作，其中陈纳德部下勇敢的飞行员——通称“飞虎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经在帮助蒋介石守卫他的战时首都重庆了。　
       陶涵并没有试图分析这种惊人混杂的军事训练经历如何能整合到同一个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事实上我也的确不知道有人曾尝试分析如上各种军事思维方式对蒋介石的影响，不过确定无疑的是，这种混杂既令人迷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蒋介石的理解。或许，正是这种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的既有效又令人难以理解的混乱影响使蒋介石获得了“Generalissimo”之名。这个称号的中文对应词是简单的复合词“大帅”，或“最高将领”(supreme commander)，不过在英语里，“Generalissimo”却带着某种嘲讽的语气，这种嘲讽一直保留在西方对蒋介石的理解中，无论是在其生前还是死后。

  新儒家主义对蒋介石的影响　　

      蒋介石的早年教育并不完整：他先是在家乡浙江附近的几所本地学校就学，之后就是如上所述在中国北部及日本几所军事院校短暂的学习。此外，他曾集中阅读中国传统历史，后者构成所谓“儒家教育”的一部分。蒋介石始终让人保持着他精通中国思想“伟大传统”的印象，并因对作为典范的入世型“儒将”的推崇在国民党圈子内赢得了声誉。
     在晚年，蒋介石曾明确宣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中国最伟大的两位儒家将领并肩，一位是16世纪早期的王阳明，另一位则是19世纪中期的曾国藩。在做这种比较时，他想到的是自己反军阀、反共产党和抗日策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蒋介石可能产生的影响，陶涵作出了充满同情的描述：　
       新儒家主义对青年蒋介石影响最深的地方在于它对个性发展、自我约束、有意识的自我培养的强调，同时也包括与消极的沉思对立的职责感、勇气、荣誉感和入世精神。圣人的概念正是从这些原则的培育而来。与此同时，新儒家主义者宣扬与社会道德行为和职责等级相关的传统儒家概念。儒家对德性的考量基于政治秩序之上，且具有政治目标，即创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风气，并扩展到千千万万的家庭中去。这些家庭生活在以宗族为基础的、拥挤的农业社区内，其生存要取决于独立自主的耕种和社区对基础设施及秩序的维护。　
       这种对中国现实的描述或许听起来很激励人，不过除非陶涵能证明蒋介石始终如一地依据这些原则行事并捍卫这些原则，描述并不能带来什么结果。在陶涵的书中，我们会看到蒋介石时而就儒家思想大做发挥，不过我们很难明确理解他到底相信什么，此外，我们也不知道在其掌权之后，蒋介石会基于何种道德考量来重构中国社会。并且我们很确定，蒋介石的很多公开发言稿都是由其幕僚撰写的，与实际情况中采取的政策或许根本没有相关性。

实用主义者蒋介石

      孙中山的国民党被呈现为未来某不确定时代的先驱，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将从漫长的“监护”期中解放出来，并进入或许可被称为自由状态的领域，与此类似，蒋介石的道德实践也以他本人政途上的晋升为核心。但问题在于，那个不确定时代什么时候会到来?在蒋介石的实际定义中，政治力量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共产主义实验的完全毁灭，在这种政治追求中，新儒家思想没有被赋予一个确定角色，甚至连一个不确定的角色也没有。
       要定义或解读蒋介石的行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在于探讨其政治修辞与他汲取权力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陶涵必须面对对其传主的那种措辞非常模糊的指责，这种指责在1930年代早期、二战时期以及蒋介石于1949年永久性移居台湾后非常盛行——将蒋介石的基本政治体系称为“法西斯主义”。对此，陶涵再一次作出了简短的判断，他的判断听上去既像是解释又像是辩解：
       普鲁士理念非常吸引蒋介石；早在他听说希特勒这个名字之前，他就已经通过自己的阅读和并不愚蠢的德国顾问了解到德国是一个管束有序的国家。他尤其欣赏近些年来德国、日本和土耳其提升其“国民精神”的方式。在送自己的养子(蒋纬国)去慕尼黑Kriegsschule(军事学院)之前，蒋介石对他说：“德国是我们可以从那学到什么东西的唯一一个国家。德国能给我们培养自己做事方式的基础：严谨、朴实。”
       但这种对德国取得成就的青睐不是怯懦的纳粹主义的标记。日本人在关键方面复制了纳粹意识形态：种族优越性、地域扩张、对整片大陆(如果不是整个世界)的征服，蒋介石则对此毫无兴趣。在日记里他从来没有提到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过程中的任何里程碑式事件：希特勒被选为总理、议会大厦纵火案、德国变成一党国家、希特勒自命为元首••••••对这些事件表示接受就更谈不上了。在目的和手段上，蒋介石都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在陶涵看来，蒋介石是个实干家，并且最终说来是个领袖，将自己视为“同时接受了中国和西方启蒙主义对理性或世俗人道主义的追求——自由民主主义、实用主义专制以及雅各宾式的集权主义”。陶涵认为，正是因为此，蒋介石才会引领中国在19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调动对日本的最大抵抗力量，以便将后者逐出中国，这不是像他的许多敌人(尤其是左派敌人)指责的那样，是对日本懦弱的妥协。因为在蒋介石看来，日本和德国一起以及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都是他所谓“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返祖性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化”的黑暗例证。在这样一种解读中，蒋介石严厉而又令人捉摸不定的审查制度、在他命令之下举行的大规模政治集会、残酷的情报系统、精英主义的准军事秘密社团、对政治敌手和人权主义对手的暗杀、对领袖崇拜的坚持等，看上去都变成了可以接受的统治手段。　

失败的孤独者

      现代中国历史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故事，就让读者尽可能通过蒋介石本人的目光来看待时世来说，陶涵对我们贡献良多：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他将蒋介石在1945—1949年国共内战中不断的失败和退守台湾勾连起来，并将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之后，他又继续论述了共产党对近海岛屿的炮轰、台湾的暴力专制时期及随后的变革期，以至最后在蒋介石领导下台湾经济的快速增长。在陶涵的解读中，蒋介石通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缺乏作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技巧。举例来说，陶涵认为1940年代中期共产党的胜利不仅是因为蒋介石的错误分析和拙劣的军事领导，同时也是因为美国的误判和干扰。
       在我看来，将蒋介石描述为一个重要政治家的尝试本身就有缺陷：作为一个领袖他有严重的缺点，就建立一个合格的政府来说，他的视阈有限，他明显不具备掌管整个中国经济的能力，他不清楚如何管理美国人用来诱惑他的巨额贷款，而且这些贷款还经常被他的伙伴、他的家族及家族中经济无法自立的成员挪用。所有这些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蒋介石从来不愿意下放自己的权力，并且不顾任何情况都倚仗同一批助手和顾问，后者在蒋介石早年求学及参加军事院校时就和他在一起了。在其政治宣言中，蒋介石武断而又自负。因为缺乏个性上的魅力，蒋介石通常很顽固且不懂得变通，他领导的部队在生活上铺张浪费，而对发生在中国农村地区的令人担忧的腐败事件，蒋介石同样不闻不问。
       尽管陶涵用大量细节来描述一个更人性化的蒋介石并展示他的政治家品质，在我读来，从这种繁复描述中涌现出的大帅形象依然披戴着失败者的盔甲。当然这不是否认以下事实：陶涵从鲜为人知的资料中细致收集来的其传主的人性光芒，最终能够帮助我们描述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作为完整的人的蒋介石。蒋介石同时要处理太多事情，并且因为命运或其本人被剥夺了完成任何他真正关注的事业的机会。
       在发掘那些引人共鸣的细节上，陶涵慧眼独具：在阅读了蒋介石生平所有大起大落的史料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从大帅在台湾的医生提供的证词中陶涵得知，蒋介石多年以来一直饱受尿道疾病之苦，到1960年，这种疾病已经严重到让蒋介石接受劝说，同意让一个从冲绳来的美军泌尿科医生为他做手术。手术并不成功，蒋介石决定再次尝试——这次是位更著名的外科医生，后者在纽约开业，专程飞到台湾为蒋介石做手术。这一次效果更好，不过却让蒋介石在其余生中都经受小便失禁的折磨。陶涵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蒋介石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在所有会议结束之后坐在原地不动，直到他助手之外的所有人已经离开”。
       我觉得这幅景象既平淡无奇又具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平淡无奇是因为这个细节如此平常，它也许会是许多人人生记录中的一个小偏差。不过，如果病人是一位大帅，某种特别的惨痛就很明显了：这个人曾经历北伐和西安事变的生死关头，他曾梦想击溃日本人、压倒共产党并将中国永远嵌在世界强国的版图中，他曾梦想反攻大陆，最后他曾梦想使台湾成为美好世界的一个小小的模型，可他只能静静地坐在一摊潮湿之中，等待着每次公务会议结束。
       年复一年，这个场景一再重演，它会让我们想起那句老生常谈：极端依赖于对自己尊严的维护通常会得不偿失，最终说来是种徒劳。它同样会让我们明确另一个事实，即蒋介石的人生旅途通常是孤独的。或许只有在现在，我们才有可能不受阻碍地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