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郑永年直言当前中国智库（也包括广义的知识界）存在着知识的权力化、金钱化、娱乐化等九大问题。

  以下是发言稿全文：  

       今天中国的政策研究界（也包括广义的知识界）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有效政策知识供给不足。不是说没有政策思想，而是有太多的政策思想。想法太多了，以至于各级政府出现“文件治国”的现象，隔几天都会有新文件出来，一个文件还没有读完、消化掉，更不用说是实施了，新的文件就下来了。尽管“文件治国”并不是政策研究界的责任，但政策研究界往往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政策研究界没有遏止政府官员“文件治国”的趋向，更没有提出有效的意见来遏止这种趋向。很多研究者都围绕着政治人物的思想或者政府的现实政策需要转，并且呈现出一种大家都一哄而上的情形。对一个新政策的研究好像也是一个全社会的运动，好像人人都是专家。不过，很多政策思想都很难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是有效知识供应不足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很多人很方便地指向了政治上的原因，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缺少充分的学术自由，政治对学术和思想发展有太多的制约。不过，尽管政治因素的确对学术和思想产生影响，但如果光强调一个政治原因，那么就会太过于简单。  

       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是长期以来广泛流行于中国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些廉价方法论。我并不否认中国有很好的内部政策研究，但从公开所发表的一些政策报告而言，这些现象或者方法论是及其普遍的。这里我列举了九大廉价方法论或者原因。

  其一、知识的道德化，或者道德拜物教。无论是立论还是反驳不同意见，大多数学者首先想到的是去抢占道德制高点。尽管道德都是人的知识活动的基点，或者动力，但是道德修养本身并不能替代对知识的追求，抢占道德高地也不能有效回答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再者，如果没有知识，光是道德教条如何能够改善社会呢？

  其二、知识的权力化，或者权力拜物教。知识分子靠向权力并不奇怪。传统上，“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的信条。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学者会弃学从政，这也属于正常，因为需要有人来从事政治。但对学者来说，追求知识不能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追求知识的影响力更不能通过权力的关系。可惜的是，这种现象现在非常流行。  

  其三、知识的金钱化，或者金钱崇拜。为了金钱等物质利益，一些学者成为商业的一部分，甚至是有机的一部分，他们用所得到的金钱的数量来衡量知识的价值。这里，是否是知识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所能转化过来的金钱。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就把自己出卖给了金钱。  

  其四、知识的“名誉化”，或者名誉拜物教。中国学者名利崇拜的程度是西方学者所不能理解的。对很多学者来说，获得一个奖意味着所有的一切。因此，大家都要拼命地去抢。在抢不到的地方，一些人就会抱怨西方的不公，自己也去搞，结果都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奖项，并且政治和意识形态性极强。在学术界，两方的奖项一般来说都是专业奖项，是专业的认同。尽管一些奖项久而久之也被西方政治化了，但一开始并不是处于政治目的。不过，中国自己设立的很多奖项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远远胜于专业性。

  其五、知识的神秘化，或者巫术崇拜。知识本来就是为了解释神秘，去神秘化，但现在神秘的东西替代了知识。知识领域的“巫术化”表现得五花八门，但也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找不到科学答案的时候，或者没有能力来解释某一现象的时候，总会去找寻一个神秘的似足而非的“替代”答案。这里仅举“阴谋沦”为例。在经济领域，当货币市场不稳定的时候或者当股票市场经历剧烈波动的时候，一些人总能找到“敌人”的阴谋来解释之。在国际关系领域更是如此，往往把问题地根源归于“外部敌人”的阴谋，无沦是美国、日本、支持恐怖主义的外国政府等等。在知识领域，“去巫”化就是要破解被认为是神秘的“阴谋”，把阴谋放在阳光下。但当今的知识界则扮演了一个相反的角色，一些人把明明是可以解释、也可以解决的现象和问题“阴谋化”或者“巫术化”。这些年来，形形式式的“阴谋论”可以说满天飞，不仅广受普通百姓欢迎，政治阶层居然也深信不疑。  

  其六、世俗主义的宗教化，或者“主义”拜物教。世俗的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民主、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小计其数，都是人们（主要是学术界）对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的概括（概念化）或者解决这个时代所而临的各种问题的方法。一种世上俗的主义往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问题的分析和诊断，二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又可以是实证的、经验和技术层面的，也可以是倡导型的。但是一旦这些世俗主义被宗教化，就不再是生产知识的工具或者知识所分析的对象，恰恰相反，它们就变成了知识生产的思想阻力。

  其七、社会物体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社会事物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正式的制度、组织、机构等和非正式的风俗习惯等。这些社会事物都有其产生的自身原因和发展逻辑。从知识角度来说，它们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可惜的是，在很多时候，学者们经常把社会事物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一旦这样，既为知识探究设置障碍，也很难寻找解决社会事物所而临的问题。这里可以举国有企业为例。国有企业是典型的社会体制，其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国有企业的表现无论好坏，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其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可以找得到解决的方式的。不过，人们往往把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例如把国有企业和执政党和国家的命运绑架在一起。一旦如此，便超越了知识分析的范畴，对国企的分析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了。

  其八、知识的娱乐化。知识的娱乐化指人们把知识作为一个客体或者娱乐的工具，并且往往表现在犬儒主义。在中国更是表现为两个非常的极端，在一端是一些学者对人、事物、理论概念的极其激情的歌功颂德，在另一端是另一些学者对同样的东西的最恶毒的怒骂诅咒。在社会媒体时代，很多学者已经变成了“自媒体”的经营商，使用一切手段把知识娱乐化之后销售出去。这是一个对知识毫无敬畏的时代，而且是随意亵渎的时代。

  其九、知识的虚假化。虚假化表现为多方面，例如知识是抄袭而来，而非自己生产出来的；又如，知识是假的，既不反应现实，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上面所说的所有现象都可以导致假知识的产生。  

     不管是什么原因，简单地说，一句话，知识界的“奴隶化”和“异化”导致了知识的“奴隶化”和“异化”。大多中国学者，尽管承担着生产知识的责任，但从来就没有确立过对知识本身的认同，从来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知识对他们来说从来就是达到其他目标的一种工具。所以，也很简单，只有当知识生产者们开始把知识视为具有无上价值的时候，也就是知识的目标只是知识本身，而非其他任何目标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去寻求和探索知识。没有这种知识认同，他们会处于知识短缺和思想贫穷的永恒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