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说，中国的二十四史，可谓贪污史，此言不虚。老百姓对贪官污吏充斥着仇恨，只要谁反贪官，谁的人气就特旺。所以，今天，仍有不少人推崇朱元璋式反腐。如果我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皇帝，很多人可能不相信，甚至会有人打抱不平，因为朱元璋至少看起来是对腐败痛下杀手的。的确，鲜有人把朱元璋看成糟糕的皇帝，更不要说最糟糕的皇帝。要说最糟糕的皇帝(或君王)，也该在桀、纣、秦二世、隋炀帝及朱元璋那些不肖子孙皇帝中遴选，何至于轮到朱元璋?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对腐败表现得最为痛恨的皇帝。之所以说是表现，是因为我们无法窥知其内心，而只能通过其反腐手段来猜测。朱元璋的反腐手段极其严酷和残忍，用流行的话说，可谓“零容忍”。贪污60两白银，就要枭首示众。甚至，剥掉贪官的人皮，在人皮内填装草料，以警示现任官员。不可否认，明朝的反腐手段是最为严厉的，但是，明朝却是最为腐败的王朝。这是对朱元璋的莫大嘲讽。同时，这也意味着，即便对非法、丑恶现象零容忍，但如果方法不当，也无法使其消失，甚至还会使其蔓延、扩大，千里之堤亦不免毁于蚁穴。
为何至此?因为朱元璋带头破坏了中国本来就极其稀薄的法治因素，致使明王朝的反腐是用一种只听令于具体权威(如皇帝)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去反对另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这种反腐手段是彻底的人治。它必然导致这样的政治格局：反腐者最有权力;进而，反腐者最腐败，比其他腐败者还腐败，并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导致腐败不可遏制，社会动乱、崩溃。
归结起来，朱元璋有几大不可饶恕之罪状。
第一，开创特务政治。从朱元璋开始，特务活动机构化、制度化，形成特务政治，从而导致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特务化、黑社会化和恐怖主义化。
在明朝之前，中国政治中就有特务行为。例如，被视为明君贤主的唐太宗就用特务来监视下属的举动，但唐太宗的这种做法是隐蔽的、零星的。更重要的是，它是非机构化、非制度化的。但是，朱元璋将特务活动制度化、机构化、公开化了，利用东厂、西厂、锦衣卫、内行厂之类的特务机构来反腐，甚至处理政务，介入经济活动，对社会进行全面布控和渗透。
特务政治有几个特点。首先，一般地看，特务政治最重要的特点不是它具有暴力性(军队、警察的行为也有暴力性)，而是其暴力不受国家常规法律的制约。其次，特务政治的运作没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并不是说特务机构干的都是坏事，特务机构也会选择性地杀一些贪官，做一些好事，但由于其权力不受法律约束，导致其运作没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进而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其三，因为特务机构不受法律制约，导致其行为没有边界，进而不可预期。当然，这种不可预期也不是说特务政治完全没有内部的程序，而是说它不遵循国家常规法律所颁行的程序，从而导致其行为没有边界，人们不知道它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对哪些人采取暴力措施，进而不可预期，这种不可预期又造成广泛弥漫的社会恐怖。其四，因上三点，特务政治必定导致政治和社会的特务化、黑社会化和恐怖主义化。明朝的特务机构庞大，特务活动广泛而频繁，无孔不入，造成暴力风险弥漫于整个社会，从而导致明朝政治和社会的特务化、黑社会化和恐怖主义化，以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种恶果一直影响着此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民国行将结束之际，丁易写了一本书，叫《明代特务政治》，就专门讨论明朝的特务政治。
第二，废除宰相制度，大规模集权，以致于极权。
分权有助于遏制滥权和腐败。本来，明朝以前的宰相制度，算是有限的分权。但是，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施行内阁制度，在皇权本已膨胀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大幅集权。
当然，特务政治也是集权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一种极端的、非法的集权。非法，是指对公开颁行的常规法律的背离和否定。特务政治加上废除宰相制度等行为，使得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权发生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令清朝也望尘莫及。权力越集中，就越难制约，统治者就越容易腐败和残暴。而明朝的暴君很多，跟朱元璋开启的大规模、制度化集权与特务政治有直接关系。在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下，指望那些皇帝老儿(及各级集权的官员)自我约束，可谓天真幼稚。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诚哉斯言!
第三，朱元璋真正开启了文字狱传统。
虽然朱元璋以前，中国的言论就不够自由，但以言治罪的事，并不是很多;以言杀头的事，则更少。宋代及以前，中国的言论虽说不上自由，但远无明朝之残酷。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文人士大夫及言事官的誓碑。有宋一代，没有杀过一个文人，所以，宋代大体是没有文字狱的。但是，从朱元璋开始，以言治罪、以言杀头的事情就日渐增多，言论环境迅速恶化。朱元璋的文字狱，远甚于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固然不对，但他有明确的针对性，针对的是反对其政治主张的学者及诽谤其人身的术士。并且，坑儒，也有李斯等大臣从政治路线角度提供的明确支持(李斯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所以，坑儒属于政治路线斗争。但是，朱元璋是怎么搞文字狱的呢?有学者考证出朱元璋制造的一些文字狱案例，洪武朝状元张信训导王子，以杜甫诗句“舍下荀穿壁”出题，被认为讥讽天朝，判腰斩点;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太祖视为不敬，被斩;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认为他动摇军心，将其投水淹死……朱元璋在字里行间猜测作者动机，行以诛心之论，再或罚或杀，使文人学者的文字命运及身家性命笼罩于巨大的阴影和恐怖之中。即便被称为暴君的秦始皇、隋炀帝，也远未达到朱元璋这种无端、肆意猜忌作者用心的程度。甚至，朱元璋的文字狱连死人都不放过。朱元璋看到《孟子》书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这样的不利于他统治的言论时，便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并当日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对死去近两千年的孟子大加鞭挞，这不是以言治罪的文字狱是什么?规模化的文字狱，始于明代。明清两代的文字狱相比较，明朝的文字狱比清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比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更残酷。
此外，虽然允许宦官参政也是朱元璋的败笔，但此前已有先例，算不上朱元璋的原创。跟大规模集权、大搞特务政治、大兴文字狱相比，允许宦官参政已是小巫了。
中国历史上，坏皇帝不少，如桀、纣、周厉王、周幽王、晋灵公(这几个应该说是君王)、秦二世、隋炀帝、宋高宗等，这些皇帝的恶，主要是干了一些具体的坏事，例如，比较残暴、荒淫、奢侈、刚愎自用等。但是，好制度比好事还好千倍万倍，坏制度比坏事还坏千倍万倍。一个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制度和改善制度。明朝设置特务机构，并制度化，而这些特务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不按照本来就非常薄弱的常规行政和司法程序行事，导致权力大幅集中于皇帝手里，对本来就很稀薄的法治因素和脆弱的法治萌芽构成极大的打击和摧残，而大兴文字狱又对中国的言论环境和中国人的思想创造力构成极大摧残。
朱元璋看似痛恨腐败，对腐败表现得“零容忍”，但由于其方法不科学，使得所谓的“零容忍”只能加剧腐败。后来，明朝的腐败越演越烈，而其中最腐败的就是反腐败者自己。明朝的特务机构越来越堕落、腐败和暴力，成为合法的黑社会，而明朝也成为最腐败的一个王朝。连崇祯皇帝都不得不承认，“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狱则以直为枉……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但是，这位满嘴悲悯的下罪己诏，最后吊死在万寿山的崇祯皇帝，看似值得同情，其实仍重蹈覆辙，不思改弦易张，而是醉心于特务政治。他丝毫没有认识到特务政治的严重危害，反而强化特务政治。由于没有科学的理政措施，没有科学的反腐措施并形成制度，面对政务荒废和大面积腐败，崇祯也束手无策，而明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覆灭。
做事要讲方法、讲科学，并非有坚强意志就能做成事，这是常理。在现代法治国家，对于腐败，不需要杀头，就能很好地控制了。欧洲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而其腐败问题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却很少，便是明证。基于“法治+民主”的基本制度结构，再加上财产公示制度、预算约束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等重要制度建构，虽不能绝对消除腐败，但已能将腐败遏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
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全是败笔，一无是处。朱元璋从制度上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远比桀、纣、隋炀帝的胡作非为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元璋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皇帝。
但是，今天，仍有许多人推崇朱元璋，一谈到腐败，就情绪激动，热血喷张，义愤填膺，口口声声杀杀杀。甚至，有一些学者也在推崇朱元璋，尤其是推崇朱元璋的反腐制度和模式。这些人的思想观念，真是落后得让人悲哀。朱元璋的粉丝们完全是受情绪驱动，以为靠朱元璋式的杀伐就可以有效遏制腐败，并治理好国家，而缺乏基本的理智、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今天，重新审视朱元璋，不是要对古人鞭尸，更不是要做什么翻案文章，而是因为朱元璋的大恶，历经清朝、民国，犹贻害无穷。若要追究历史责任，明朝远大于清朝。时至今日，推崇朱元璋的声音喧嚣于耳，所以，重审朱元璋，意不在朱元璋，而是要反思仍然活在某些人心中的陈腐观念，通过反思朱元璋来反观现实，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今天，面对腐败，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恰恰就是朱元璋模式。用流行的话说，效仿朱元璋，势必犯颠覆性错误。
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今天还有许多人推崇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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