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贺龙与夫人薛明在普陀山合影

　　“全面夺权”

　　毛泽东知道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釜底抽薪，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比而来。毛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请文革小组成员到家中吃寿面。席间，毛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自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感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与他离心离德，知道他所发动的文革之举己经彻底得罪了他们，再企图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几个月后就鸣金收兵的话，那么这一大批仍然在党内占据要津的各级领导干部日后势必成为刘少奇卷土重来的党内基础。因此，必须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在政治上动大的手术才行。毛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来。这才是他内心深处不便对外人道的真实动机。至于后来把它形容成是毛“对马克思列宁丰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等一类冠冕堂皇的说法，不过是中央文革一班秀才们奉旨进行的理论包装而已。

　　不过，毛泽东很清楚在政治上搞这样一个破釜沉舟，几近改朝换代的大动作需要师出有名，仅仅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定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无论再怎样渲染，充其量也只有五十天：况且路线问题说到底也还是党内问题，无法做太大的文章。因此必须在批刘的问题上另辟蹊径。

　　实际上，自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批刘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是相机而动的作法，是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而不断“水涨船高”的。究竟对刘少奇整到什么程度，毛并没有一定之见，而是完全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只有把刘的问题说得越严重，才越能表明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必要性。本来，毛还是准备把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的，即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还是如此。他对刘、邓二人的检讨分别做了批语，给以某种肯定和鼓励，并在会上表示：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甚至还说过：“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但在会议结束后，当毛泽东发现需要借助批刘来排除党内对运动的阻力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中央文革的意见，把他本人肯定刘少奇，邓小平二人检讨的批示扣下不发，而把他们的检讨单独发下去，作为全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这次，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准备再一次拿刘少奇开刀，不过改从他的历史问题上入手，以便突破“五十天”和“党内问题”的界限，为即将展开的“全面夺权”制造口实。

　　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发难者的角色。还在文革发动之初，康生就暗中授意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刘少奇本人的历史问题。九月间，他写信给毛，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康生这一手十分老辣，既把安、薄这些属于刘少奇山头而又占据党内要津位置的人的历史问题端了出来，又把刘本人给牵连进去，可谓一箭双雕。

　　毛泽东接获康生的这一报告后，只是批了“已阅”两个字，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听任康生继续搞下去，同时他在盘算使用这块“石头”的时机。后来，这件事越搞越大。深知此案干系重大，牵连甚广的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为红卫兵追查“六十一人案”中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狱问题请示毛，表示：“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上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了表里文章，一方面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暂时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另一方面又没有把门关死，让周覆电西北局，称“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然而，当毛泽东决心发动“全面夺权”之际，便动手抛出这块可以在政治上致刘少奇于死地的“石头”来。十二月十一日，毛亲自主持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了刘的“历史问题”，决定对此立案审查，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最初的成员是：谢富治、江青、萧华，叶群、陈伯达（顾问）。不过，由于刘仍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老于权谋的毛决定以“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来审查刘的历史问题，并把江青换成汪东兴。

　　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通过中央文革广为收集刘少奇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言论，并对其中一份揭发刘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在东北提出“现在是剥削救人，要欢迎剥削”的材料上批示：“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文革秀才陈伯达对此心领神会，立即利用宣传机器造势，将批刘的重点由批判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为对十七年来刘少奇所推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全面批判和清算。

　　在实施全国“全面夺权”的部署上，毛泽东选择了上海作为突破口。毛之所以看重上海，不单是因为上海曾是文革运动发动的大本营，更重要的还是看重自“安亭事件”后，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支势力强大，足以左右政局的工人造反派队伍。十二月间，工人农民开始起来响应造反后，毛曾多次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吹风，谈他本人已考虑多时的对党政机关进行“接管”的思想，进行“路线交底”，说：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工义。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七十三岁生日。按照中国老的说法，七十三岁被认为是“命坎”，有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毛本人就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动请客的毛，却在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请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员到他家中吃寿面。正是在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后定下“全面夺权”的大计，决心采取破釜沉舟之举，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搞到底。席间，毛的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围绕着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讲了很多话，并站起来祝酒，一语惊人，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大都写入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社论中。不过，社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全面夺权”的字眼，而是用的“展开总攻击”的提法，而毛祝酒词中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也被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换了个说法，改成“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了。

　　根据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的布置，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返回上海，紧急策划夺权。一月六日，以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自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下几百名厅局级干部。随后，在张、姚的操纵下，建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对于这出本来是由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导演的上海夺权，随后他又自导自演，出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接着，毛又让中央文革小组代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开展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

　　接着，中央文革开足宣传机器，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张声势，使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首先起来响应，其它各省也不甘落后，纷纷展开夺权斗争，各地党政机构完全瘫痪，领导干部被普遍批斗，正常工作无人过问。同派别之间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打得不可开交，演成恶性的武斗事件，全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之际，一直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尽管他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以退让求生存，但文革女老板江青仍然不依不饶，挑唆造反派继续散布诸如“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等流言，年初在北京街头甚至连续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

　　更让周恩来感到被动和尴尬的是，在上海夺权这样大的问题上，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并没有被通知参加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的生日聚会和表态支持上海夺权的谈话。局势的突变令他措手不及，完全打乱了他原先解决上海问题的设想和安排。

　　本来，从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对上海市委一直采取保的态度，针对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的作法，曾几次表态宣布：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迫于毛泽东的干预，他不得不退而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但仍主张依靠上海市委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就在几天之前，鉴于上海的局势日益混乱，他还代表中央给陈丕显打电话，要他出来主持上海工作，叮嘱上海一定不能乱，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上海的夺权行动，让周本人的政治信用破产。

　　问题还不仅于此。自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周恩来在政治上努力紧跟毛泽东的同时，内心一直希望运动能够早日结束。在他看来，既然接班人的问题已经解决，群众也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刘少奇也靠边站了，总之该解决的问题大体都已解决了，运动就没有必要再这样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了。

　　为此，周恩来曾几次设想过结束运动的时间表，并积极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可以说，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发动群众，检阅多达一千一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中共历来搞运动的作法，都是一旦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运动也就将由高潮转入收尾阶段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劝导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打消思想顾虑，不要再犹犹豫豫，要敢字当头，回去以后赶快放手发动群众，说：“如果群众运动不开展起来，我们春节就结束不了”，并为文革运动一再冲破原有的设想，何时结束仍然遥遥无期而着急。

　　这次，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之举，不仅使周恩来原先希望早日结束运动的想法完全落空，而且还使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很显然，文革的这种搞法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势必会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然而，这场泼天大乱又是他本人矢言忠于的毛泽东行意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的内心深处必然在两者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当然，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心态占据了上风，强迫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要跟着毛走。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只有“做个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才能想通”。

　　周恩来的这种内心困惑和挣扎，明明想不通却又要作大彻大悟状，强迫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心态，在这一时期各种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不时地流露出来，有时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像“我们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学、紧跟、紧改、紧赶、还赶不上”。这样一类内心独白，差不多已经成了这期间周在接见讲话中的一个特色。这对一向城府很深，行事总是深藏不露的周氏来说，实在是很少见的。这种反常的情况，正好映照了他上述的内心困惑和挣扎，为了在政治上保持晚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过，周恩来是一个深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髓的人物，为人处事总是恪守中庸之道，执两用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富于调和”，善于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他在努力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摆在一种“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用。

　　其实，周恩来本人对自己所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非常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句话在周死后广为流传，不少人把它解释为周氏“高尚人格的表现”。其实，这不过是他备受上述双重角色内在矛盾的煎熬--明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铤而走险，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灾难之中，但在“保持晚节”的心态下，又不得不跟着走。与此同时，他又良知未泯，不甘自我沉沦，为求心之所安，只好尽力补救--这一复杂心态的隐晦抖露罢了。

　　最能体现周恩来这种双重人格的，莫过于他在文革期间所精心选择并且始终佩带的那枚毛泽东的像章。像章的一端是毛的头像，表明了他决心在政治上跟着毛走的信念。像章的另一端刻有毛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则是他政治信念中的另一方面，藉以求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周氏之所以选择佩带这枚像章绝非偶然，而是他在文革中扮演双重角色时内心冲突的外在表现，并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象征。

　　周恩来把这枚像章看得很重，犹如文革期间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一直佩带到死。其间当别人几次想更换这枚像章时，他都拒绝了。据知情人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到外面参加会议，造反派专门送给他一枚非常精致的像章。为了不让他们扫兴，他当场并未拒绝佩带，不过回来后仍然换上了自己中意的这枚“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让我们还是回到“一月夺权”以后的叙述中来吧。

　　尽管周恩来被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剖外，但事情出来后，他还是积极参加了进去。一月十一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修改了前面提到的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并和陈伯达、江青一起联名送毛审定。与此同时，周又设法应付由席卷全国的夺权浪潮而造成的乱局，有所为有而所下为。他有意避开了毛直接关注和掌握的各省市的夺权，而想办法限制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夺权范围。

　　为此，周恩来借毛泽东在肯定左派夺权时说过“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的话，大大发挥了其中的意思，在各种场台强调说：夺权是指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行使监督权。并一再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宣传、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随后，周又不断扩大属于不能夺权的范围，提醒造反派对“业务监督要有分寸”，并针对两派为了夺权而打派仗的问题，说：夺权里头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权，去掉私心杂念。

　　在费尽口舌劝说造反派不要胡来的同时，周恩来对于在劝说无效后发生的一些出格越轨的事情，也毫不手软地采取了制止措施。不过，他只拿参与其中的党内领导干部开刀而放过一般群众，以免落下“镇压群众”的把柄，触怒毛泽东。比如，二月十七日，周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时，当场下令逮捕了拒不执行命令，在背后操纵造反派抢夺财政部业务权的一名财政部副部长，以儆效尤。他并在讲话中强硬地表示：这样的夺权走到邪路上去了。要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们非起来保卫不可，不然我们要犯罪。不起来保卫主席直接掌握的大权，怎么能算常委！“这件事当时引起的震动很大。中央文革一干人认为周恩来做得”太过份了“，很想报复一下，但终因抓不到什么把柄而作罢。

　　又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赵紫阳这位后来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大概是已经看透了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自下而上的夺权“的把戏，因而在省委机关只有二三个人起来造反的情况下，就主动让权，把省委、省政府所有的公章统统装在一个麻袋里交给了造反派。周恩来闻知后，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指出各省的大权是中央授子的，决不能轻易送出去，要同中央打招呼，并说：小孩子做游戏总还要打一场嘛，怎么连儿戏都不如，随便就把权交出去？！不过，周对赵的工作能力还是很欣赏的，在九大后安排各省市领导班子时，点名让他出来工作。

　　在”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确实保护了党内外的一批人，不过做得非常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他也干了不光彩的事情，签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对文革中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

　　随着全国各地、各部门夺权斗争的展开，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迫害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一般的批斗，发展到了搞人格污辱，变相体罚，诸如剃”阴阳头”，戴铁帽，画鬼脸，游街等，甚至私设公堂，关押拷打，严刑逼供。一月底二月初，就在周恩来的眼皮子底下，连续发生了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事件，特别是张死得不明不白，尸体上还留着累累鞭痕，却被安上”自杀”的罪名。

　　这两件事给周恩来的震动很大，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应该说，这并非是在逢场作戏，而是确实感到自己的失职。作为国务院总理，没有尽到保护好部属的责任，无法向中央交待。对张霖之之死，周虽然明知其中大有问题，但却无法认真追究，甚至连向死者致哀都做不到。因为张背着”自杀叛党”的罪名，而且又是被毛泽东点过名的人，所以连追悼会也无法举行。他当时所能做的，只是让公安部报告张的尸体解剖结果，查明死因。

　　但是，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很难查清，加之中央文革小组从中作梗，袒护造反派，使得调查最后不了了之。不过，周恩来，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等到大乱过后，他亲自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张霖之同志死亡处理意见》，决定将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子女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这已经是后话了。

　　有鉴于此，周恩来随后和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共同研究后，决定把国务院各部部长轮流接到中南海里小住，派专人进行照顾，使他们能够在外面频繁的批斗中可以稍稍喘口气，躲避一下。像余秋里、王震、谷牧、廖承志，姚依林等三四十人都曾到中南海里住过。与此同时，周又与上述几位副总理商量后提出名单，以”养病”的名义，把李井泉，宋任穷、叶飞、江华等二三十位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加以保护，安排在京西宾馆等地，指定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这些人经过文革劫后余生，对周恩来心存感激，写了很多缅怀文章，称他为”大树参天护英华”。曾经被保护过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说过这样一句代表了这批老干部心情的话：上帝保佑，总理可别倒，总理倒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不过，周恩来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做得非常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平心而论，他并下想通过文革运动整什么人，但也绝下会出来对什么人都保。在保什么人的问题上，周煞费苦心，权衡掂量政治上的各种利害关系，除了要力争毛的支持外，还必须同时兼顾林彪和江青两方面的态度，尽可能地在毛、林、江三者往往各不相同的态度中，找出一个不得罪任何一方的立脚点来做这件事。像前述保护党内高级干部的两份名单中，周恩来为了争取毛泽东的首肯，就很少包括党内属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北方局系统的人，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像姚依林就是北方局的人。因此，这批人在后来东山再起后，对周的怨气很大，始终不能给予原谅，也是事出有因的。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利用手中拥有的职权，有选择地保护了一批党内老干部，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同时，也签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也干了不光彩的事情。对此，大陆官方一直讳莫如深，极力封杀，唯恐捅出来有损周氏的形象。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总是要大白于天下的。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地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

　　顺便说一下，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恩来的手。在专案审查的问题上，周除了抓总以外，还挂名分管了其中的一些专案，如彭德怀专案、贺龙专案等。作者曾接触过其中的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周恩来本人历史上的污点，白纸黑字，是抹不掉的。因为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众多的人和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这里就不专门展开叙述了，而是从中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案子放到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去叙述。

　　至于被毛泽东，林彪、江青钦点而落难的，像刘少奇，彭德怀和贺龙等人，周恩来虽然内心不无同情，想做点好事，却十分注意把握政治上的分寸，绝不越雷池一步，最多只是在枝节上做点文章，或者始保终弃。前者如刘，彭，后者如贺龙。即便如此，也可以从中看出周非常会做人，手腕圆通，善于左右逢源。他为了自保，不会挺身而出为他们仗义执言，却会在职权范围内做出某种有人情味的表示和举动，让革难者感激下已。

　　比如，清华大学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挑唆下，为了揪斗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设下圈套，谎称刘的女儿在车祸中轧断了腿，将王骗到医院，当场扣押，演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周恩来闻讯后连夜派秘书前去交涉，把王要了回来。在随后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亲自给王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十四年后，当刘少奇的冤案卒反昭雪后，他的儿女们撰文回顾这一往事时写道：”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信任和同情呀！一句话激起妈妈心中的千言万语，然而，几句言语又如何能表达呢？妈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北京地质学院和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学生奉中央文革之命把彭德怀从四川成都劫往北京批斗。周恩来获知后，下达了三条电话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污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彭德怀的警卫员后来在《在彭总身边》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趁没人的时候，我向彭总传达了周总理的三条指示。彭总沉思了一会儿，问：‘真的？’我说：‘真的？’他又问：‘还称我同志？’我说：‘对！对！两次，清清楚楚。’彭总抱着头，转向墙壁。我看到他双肩在激动地抽搐。好一阵，他才转过身来……”

　　在贺龙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一开始是采取保的态度。应该说，毛、周两人对贺龙是很了解的，特别是周与贺龙的交往更是长达四十年，是对贺龙投身革命乃至整个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尽管贺龙并不在毛发动文革的打倒之列，却是林彪必欲剪除的对象。

　　林彪之所以视贺龙为眼中钉，有着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贺龙的战功虽然远比不上林彪，但军中资历却比林彪老得多。当年南昌暴动时，贺龙是起义军的总指挥，而林彪才只是一个连长。加之贺龙为人豪爽，重义气，关心部下，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还有他自己二方面军的山头，是军中唯一有实力和林彪抗衡的人物，被老帅们称为“龙头大哥”。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称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更让林彪窝了一肚子火的是，文革前，贺龙在代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与罗瑞卿打得火热，一唱一和，在全队中搞大比武，获得了毛泽东以及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好评，大出风头，而把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抛在一旁。

　　文革一开始，林彪在扳倒罗瑞卿之后，为了让自己手下的人马在军中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便开始对贺龙下手，指使他的亲信纷纷向毛泽东写告状信，指贺龙插手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稀的运动，企图篡军夺权。并且通过康生散布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稍后，林彪亲自出马，以接班人的身份，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向各方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担心主席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在倒贺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人联手，不断掀风鼓浪，社会上打倒贺龙”之风愈演愈烈。

　　毛泽东本来对贺龙一直怀有好感。虽说在打下红色江山的过程中，贺龙并没有立下多少战功，但毛对他的评价却很高，称赞他对党忠诚，团结同志，在军队中有威信。原因在于行伍出身的贺龙曾在历史上帮过毛的大忙，一件事是当毛执意要和江青结婚而遭到党内众人反对时，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力排众议，乃至耍起粗来，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另一件是毛泽东在与王明争夺党内领导权的斗争中，贺龙虽只是一介武夫，却坚决站在毛这一边，说：毛主席的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懂什么？他要骑在主席头上，我就一枪撂倒他。贺龙的这番话当时轰动了整个延安。文革中，毛泽东一开始的态度是保贺龙的，试图调解林彪与贺龙之间的矛盾，撮合两人在一起谈谈，但没有成功，不得已退而考虑在林、贺二人之间的取舍。这里有一个插曲，可以说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踌躇心态。在一次毛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在倒贺的问题上，与林彪联手的江青突然出来将毛的军，离开会议原定的议题，提出“为什么下把贺龙揪出来？”毛沉吟了一下，表示：“此事现在不议。”谁知江青不依不饶，说：“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弄得毛当众出丑，尴尬已极，只得宣布散会，匆匆离去。

　　周恩来本来也是力主保贺龙的，而且可以说是文革初期在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花精力最多的一个，曾多次出面为贺龙讲话，化解社会上的倒贺风波，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表明贺龙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给处境困难的贺龙一点支持，周还利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机会，有意把贺龙安排在毛所乘坐的第一辆检阅车上，而把林彪放在第二辆车上。为此，周恩来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围攻，说这张新闻照片不能发，因为不能反映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双方斗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周本人想出来个补救的办法，提出在林彪的那张新闻照片中，另外加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文字说明。这样，林彪在政治上的分量超过了贺龙，这场风波才算过去。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被称为毛的“亲密战友”的由来。

　　但是，后来“打倒贺龙”的势头越来越猛。周恩来看出来者不善，背后是林彪在指使时，态度开始有了变化，对保贺龙的顾虑日深——他不愿意为此而得罪身为副统帅的林彪。不过，好在毛泽东的态度还没有大变，因此还可以利用毛作为挡箭牌，来抵挡来自林彪、江青两方面的压力。一九六六年底，随着整个形势的恶化，贺龙的处境也愈加困难，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日夜纠缠，逼得贺龙东躲西藏，无处安身。在这种情况下，周代表组织出面建议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关于周恩来把贺龙接到自己家中加以保护一事，早已成为表现他在文革动乱中“大树参天护英华”的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其实，真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应该说，并不是周主动去“接”的，而是贺龙“谏宫”的结果。根据大陆官方出版的《贺龙传》说，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为此，贺龙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告急，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在下得已之下，贺龙决心返回东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周报告一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暂时住了下来。

　　贺龙夫妇的不请自来，对周恩来来说不啻是一个“烫土豆”。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都不能把落难的贺龙推出门外。据知情者说，贺龙与周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在贺龙看来，四十年前，大革命失败后，正是中共最困难的时候，周代表党组织请求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如今自己有难，周理应搭救。周本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而且眼下贺龙确实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硬着头皮，顶住外界的压力，把贺龙暂时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问，周恩来大妇对贺龙大妇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不过却敬而远之，竭力避免谈论贺龙本人的问题。因为向深知这件事在政治上的利害，知道贺龙有一肚子的委屈，急于找他倾吐，而他却不愿为此得罪林彪。周的这种回避态度，让贺龙感到相当失望和伤心。当时他每大站在窗前，盼着周恩来回来，渴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向了解自己的老领导说说心里话，申辩一下林彪横加在自己头上种种罪名，希望为他说句公道话，而周却始终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后来真正导致贺龙大难临头的，是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毛出于发动“全面夺权”的考虑，在政治上需要林彪的支持，因而在贺龙的问题上开始改变态度，听任林彪搞下去，就像一年前对待罗瑞卿那样。有了毛的默认，林彪立即升高了批贺的调子。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各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就非常为难了。既然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他也就失去了保护贺龙的挡箭牌，本来，他还想再拖一下，但林彪追得很紧，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向他摊牌。在这种情况下，周权衡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即使此时对贸龙心存同情，也只好对不起他了，屈从林彪的压力，把贺龙从家中交出来。不仅如此，周本人还奉命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代表中央找贺龙正式谈话，实际上是宣布在组织上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这一幕，大陆官方的《贺龙传》这样写道：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插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遗育，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贺龙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他被周恩来送到西山象鼻子沟军委前指所在地，名为“保护”实则失去人身自由以后，当年派遣熊贡卿充当说客前往对贺龙进行劝降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之子晏章炎写信给中央文革，把这件事翻腾出来，诬指贺龙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这正蕾好给了林彪人做文章的由头，立即批转周、江等人，并指派空军组织人“调查”。

　　本来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贺龙当即处决了熊贡卿一事，领导层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可以说，身为中共资深领导人的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不过当调查组按照林彪的旨意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以后，他却没有出面为贺龙辩诬，相反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附和了叶群的提议，正式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正当贺龙在囚禁之地天天望着通向山下的小路，眼巴巴地盼着周恩来兑现许愿而接他出去的时候，中央在九月十三日正式批准了对贺龙立案审查。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诰，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开脱，诸如贺龙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事实上，周恩来本人心里是非常清楚自己是欠了贺龙的账的，为此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在他病重的时候，强撑着一定要去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当人们再三劝阻时，周表示：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啊！并在贺龙的遗像前先后连连鞠了七个躬，以多少减轻一下他内心的负疚。这已经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