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蒋经国的评价，因个人的思想和路线的差异，可能会有不同，但在个人生活方面的“清廉，刻苦和亲民”是值得赞扬的，中国有许多贪腐的高官，台湾有受贿下狱的总统，相形之下这就更使他成为大家尊敬的历史人物。细读无妨，结论由你下。
     值得盖棺论定了吧，今天的台湾，如果没有蒋经国先生会是什么样的台湾啊？十大建设功绩有共睹，公平自在人心，台湾人会感谢他的。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在改革之前，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若不是有伟人的心胸气魄、谁敢冒此政治风险？
     当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
     按说，蒋经国是靠父亲才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并非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创业之君”。在二十世纪蒋家还搞“世袭制”，蒋经国能做个“守成庸主”就不错了，离“历史伟人”相距甚远。
     而在蒋经国离世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有若干关于蒋经国的未解之谜。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纵使岛内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蒋经国为何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领袖人物？他何以能备受台湾民众肯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蒋经国一生中，不晓得吃过多少苦，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耕过田，俄国实行集体农场，派他到谢可夫农村，在那里，没有床睡，没有饭吃，还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给他面包、红糖。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
     王升讲述，蒋经国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不得了，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他委身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蒋经国半路上病倒了，多亏遇到另一个要饭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讨来的饭，比较好的东西给他吃，才没饿死。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曾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蒋经国滞留苏联，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蒋经国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在苏联留学、落难12年，特别是最艰困危难的岁月里，“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30多年后，当他父亲把国民党当局的权柄交接给他，他竟日奔波于台湾、金门、澎湖……山巅海滨，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轻车简从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影，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蒋经国先生是这样一个人。

1、清廉

     蒋经国先生的清廉表现在自身清廉与严惩腐败，而且从获得第一份官职开始，直到去世50年的从政生涯，“官”越做越大，一生如此，这样的坚守谁不崇敬。这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个政风，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界定，才能真实对蒋经国先生的清廉给予准确评价。
     首先，自身清廉。1944年8月1日离开县长任上(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到台湾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着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其次，严格家人。蒋经国先生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以从中收取好处，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明确规定不到28度，官邸不许开空调，以致于夫人不得不到阳台乘凉；蒋经国先生去世后，靠先生20个月的俸额115万2000元新台币为生，生活异常拮据；年迈的蒋方良对俄罗斯还怀有一份感情，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她从媒体上得知，问胡献堂：“我想见见他，你看找谁安排？”胡献堂打电话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办妥了。见过面后，胡献堂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祖国后再未回到那片土地；去世前，蒋方良问可否葬在丈夫身边，其言令人潸然泪下(在中国传统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因先生长期的严格管束，担心这样的要求是奢望)。
     再次，打击贪腐。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他经常如此)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
     最后，政风清新。由于蒋经国先生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清廉使蒋经国先生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绝对的道义权威与一言九鼎的独尊地位，当党内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发混乱时，他一锤定音解除“戒严”施行民主无人敢难，因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了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

2、为政

     这里的为政主要是指蒋经国先生为政的目的与为政的方式。蒋经国先生在台的统治，为政是全心为民呕心沥血，为政方式是深入民众从无官僚。
     先说一心为民。在江西赣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乡，打击烟、赌、娼成效显著；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碰硬，最终与孔宋权贵结怨；到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与人民关系密切)；李国鼎(财政部长)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一生不喜欢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为台湾经济作出杰出贡献；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俞国华(行政院长)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再说一生亲民。在赣南，蒋经国先生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许多决策灵感从中产生)；当时有人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11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再整个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湾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在架在绝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考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同意矿上保卫人员搜身；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
     这就是平民“总统”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国民党能够在民主化之后人民没有抛弃它，就在于国民党享有了蒋经国先生为民、亲民累积的丰厚的政治遗产。

3、胸怀

     令人钦佩的是，蒋经国先生的胸怀不仅为专制的统治者所“不可思议”，就是民选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比肩。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先生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事后蒋经国先生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绝不是为发泄怒气，而是想问问刺客为何有怨恨，但为美方劝阻)，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后交20万美元的保释金放了)；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先生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冲突中，群众专向手持对讲机的军官发动袭击，担任行动指挥的少将被人用破瓶砍伤手臂，负责前线指挥的指挥官则被火把砍伤脑门)，群众方面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世界上，如此维持秩序的，恐怕绝无仅有)。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先生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时(此时尚未正式宣布解除“戒严”)，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欲抓，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987年12月25日上午，台北市中山堂举行“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在“国民大会”致词时(期间秘书长何宜武代他宣读，此时已说话艰难)，在坐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指国会)，随后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当面攻击他。他的部属要严厉还击被制止了——他完全有这个能力还击的。半个月后的1988年1月10日，蒋经国对着他的一个孩子忽然开口：“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3天后，蒋经国吐血而亡。
     民主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妥协，而妥协是需要胸怀的，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先生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先生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只要有理)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最主要体现在民主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民主着陆的平静、有序(不是没有冲突与对立，而是没有大的流血，更没有死人)为所有国家或或地区仅见。

4、政绩

     着重说说经济成就。蒋经国先生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台湾的经济以难以想象的水平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2-1959年为6.9%，1960-1969达到10%，1971-1980年达到9.4%，1981-1990年达到8.1%，从1951-1989年3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从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已达7518美元，从1951-1989年3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业率长期在2%左右；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速度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迅速扩大，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扩大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这是蒋经国先生对台湾的民主能够平稳着陆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这一基础确保了民主化后整个台湾的国民能够理性地享有突然而来的那么多的民主权利——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巨大过度形成的对立，往往会导致民主到位后的不稳定，并将民主制度摧毁(这样的国家或地区俯拾皆是)。所以，没有高经济速度发展而贫富差别较低的经济基础，蒋经国先生具有再大的权威、再大的心愿，恐怕难有民主的和平着陆。
     最后，我们将传记作者漆高儒的一个总结转述如下：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蒋经国先生去世后，仅有2240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大溪凭吊，近10年来，对台湾几位总统的民调，蒋经国先生总是第一，连民进党的大佬除了攻击他的专制没话可说。
     我们也许不能用完人来颂扬他，他的三大缺陷谁也抹杀不掉，特务统治(主要应对异党)、打击政敌(主要指整垮孙立人与吴国桢)与婚外恋情，但可以用伟人来敬仰他，永远地敬仰他——他统治期间，呕心沥血实现了台湾经济的腾飞，也最终顺应潮流代价最小地实现了台湾的民主，从而完成了人的升华——一个曾经的专制统治者的彻底升华，这是我们华人世界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华人世界的真正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