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经济增速有朝一日超越中国的愿望，现在显得遥不可及。但上述比较并不是印度人最应该担心的。印度与中国之间更大的差距在于关键性公共服务的供应，这些服务的缺失不仅降低了生活水平，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抑制增长。
两个国家的不平等情况都很严重，但中国在提高人民预期寿命、普及教育、提供医疗服务方面，做的比印度要多得多。印度有面向各个层次的出色的精英学校，但年龄在7岁及以上的印度人当中，有近五分之一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不识字。而且大多数学校都水平低下，即便在接受了四年学校教育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儿童会计算20除以5。
印度或许是世界最大的通用名药生产国，但是其医疗系统缺乏管理，乱作一团。穷人必须依赖低质量，有时甚至是剥削性的私人医疗服务，因为良好的公共医疗不足。中国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投入到政府的医疗支出当中，而印度只有1.2%。
印度表现欠佳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没能从所谓的亚洲经济发展榜样身上吸取经验。在亚洲经济发展当中，快速改善人的能力不仅是发展的目标，也是促进高速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开始，就成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先驱。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下定决心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一个普遍识字的社会。正如维新的领导人物木户孝允(Kido Takayoshi)解释的：“我国民众与当今欧美之人无异，差别全在于是否受过教育。”通过对教育和医疗进行投资，日本也同时提高了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这是政府与市场的协作。
尽管日本在战争年月历经灾难，但其发展经验仍然成立，并且在战后受到了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效仿。在毛时代，中国在土地改革，以及基础教育和医疗方面取得了进展，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了市场化改革，中国巨大的成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而印度对这些经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民主的印度在为公民提供教育、改善公民的健康水平方面，做得不如中国好，这会不会让人大惑不解？或许如此，但其中的缘由未必需要大伤脑筋。民主参与、自由表达和法治在印度基本上已是现实，但在中国很大程度上仍只是期许。印度在独立后没有发生过饥荒，但在1958年至1961年，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3000万人死亡。不过使用民主手段应对区域性的顽疾，如长期营养不良、医疗系统混乱、学校体系失灵，需要持续的审议讨论、政治互动、媒体报道、公众压力。简而言之，需要更多的民主程序，而不是更少。
在中国，决策是在高层作出的。对于多党制民主的价值，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是怀疑，甚至敌视的。但他们一直有力地专注于消除饥饿、文盲和医疗的疏漏。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建树值得称赞。
不民主的体制不可避免具有脆弱性，因为它很难纠正错误。异议很危险，承受不公者几乎没有伸冤之处，一胎化政策这样的指令十分严酷。然而，中国当下的领导人以极大的决心和高度的技巧，采纳了通过改善人的能力来加快发展速度的基本模式。
在印度克服削弱社会发展的不平等，不仅仅有关社会公正。不像印度，中国并没有忽视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启示，即通过改善民众的生活，能够产生经济回报，尤其是通过改善社会经济结构中最底层民众的生活。印度的经济增长，以及通过出口获得的收入，往往依赖于范围很窄的有限的几个行业，如信息技术、制药和专用化汽车配件。这些产业中许多都需要依靠受过高度训练的人员，他们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印度要想在生产能力的广度上赶上中国，就需要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提供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健康的劳动力。中国能够制造几乎所有种类的设备，而且利用的技术越来越多，质量控制也越来越好。印度最需要的是，对于不平等的本质、不平等深重的程度，以及不平等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有更好的了解，并对此展开公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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