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新疆王”--盛世才    by王戡

  
图：1943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分校第二中队,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了此前盛世才的六星旗。
　　1949年5月16日夜，甘肃省省会兰州发生命案，前新疆省建设厅长邱宗浚、保安司令部政训处长邱毓熊父子一家11口被杀。一个月后，凶手蒋德裕、臧景芝等被缉拿归案，声明杀人是为报仇雪恨。兰州各报也登载读者来信，称凶手非但无罪，而且有功。新疆方面还派来一个由汉、维、哈、回各族人士组成的“慰问英雄致敬团”，并投书政府机关和法院要求特赦。这些言论都指邱氏父子在新疆期间助纣为虐、血债累累，矛头所向，则是邱宗浚的女婿、前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
　　从1933年起，盛世才执掌新疆军政大权达11年之久，自诩“我凭藉苏联红军的援助，消灭了受日本法西斯军阀指使的马仲英侵略力量”、“我以六大政策的亲苏政策应付苏俄，才能够始终的保障了中国西北边陲广大领土的完整”。但从邱家灭门血案的反响来看，盛世才在新疆的功过，远非他说得那么简单。

　　斯大林的门徒

　　盛世才统治前期，新疆沉浸在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辐射下。《新疆日报》以汉、维、哈、蒙四种文字刊载塔斯社电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反帝战线》更是旗帜鲜明的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广播电台播放的是《喀秋莎》《祖国在召唤》等苏联歌曲。全疆开设了70余家电影俱乐部，上映《列宁在十月》《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影片近百部，放映之前还有歌颂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新闻加片。
　　现实中，苏联人随处可见。省政府和督办公署都有苏联顾问，学校有苏联教员、军队有苏联教官。迪化飞机场、安集海炼油厂、独山子石油厂、阿山金矿局都有上百名苏联工作人员，新疆的东大门哈密还有以“归化军”名义驻防的苏联红军混成团。
　　盛世才执政的第三年，新疆对苏联贸易总额达到6000万卢布，是他上台前的两倍。从这年开始，新疆利用苏联贷款实施“三年计划”，兴建水电、电灯、自来水等公共事业和造纸、印刷、制毯、甜菜制糖等工业企业，呈现出抗战期间少有的繁荣景象。教育伴随经济同步发展，上世纪30年代末全疆开设学校1200余所，学生超过6万人，是1931年的8倍，大中学生都以考取官费赴苏留学为最高目标。

  
　　盛世才还与中国共产党展开合作，不仅保护了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作战失利的红军西路军残部，还大批吸纳中共干部、进步人士到新疆担任重要职务，将反帝总会、新疆日报社、新疆学院等机构交给他们掌握，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先后担任财政厅、民政厅代理厅长。盛世才还向中共提出过入党和组织新疆省委的要求，但遭到婉拒。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认为，盛世才“在国际问题上听从莫斯科的意见，而在国内问题上听从延安的意见”。
　　从青年时代起，盛世才便是马列主义的信徒，执政新疆后更在演讲、谈话和文告中号召各界人士学习苏联、学习斯大林。1938年8月，他以治病为名前往莫斯科，三次亲聆斯大林的教导。然而，盛世才从斯大林那里学到的，不仅是计划经济和宣传鼓动，所依靠的也并非只有苏联支持和中共协助。他还学到了斯大林治术的另一面——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和接连不断的大清洗。
　　盛世才上台之初，便成立了“督办公署侦探队”，刺探各级官员动态，随后在苏联顾问帮助下成立“新疆省政治监察总管理局”，自兼局长，引入一批苏联人和留苏华人担任副局长及科长、组长，在全省建立情报网络，将克格勃的工作模式搬入新疆。这个机构后来演变为新疆公安管理处，并衍生出边务处等关联机构。
　　以此为基础，盛世才执政11年间先后制造6起大型“阴谋暴动案”和若干小型案件，被逮捕处决的各界人士或说5万人，或说10余万。1937年8月，因一次谁也没有看到凶手的“行刺”，盛世才就将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亚孜、委员满楚克扎布、民政厅长马绍武、财政厅长胡寿康、建设厅长郁文彬、教育厅长陈馨等700余人投入大狱，省政府为之一空。1940年又“破获”一起“汉奸、帝国主义分子、‘托派’匪徒三大阴谋集团暴动案”，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哈萨克族领袖沙里福汗等素不熟识的人被株连成案，牵连逮捕各级军政官员数千人。
　　新疆公安管理处的办案手法师承大清洗时期的苏联同行，对受审人员严刑拷打，并以亲属安全相威胁，迫使其供出罗织案件所需要的姓名和情节，再顺藤摸瓜、扩大范围，做成集团大案。部分受审人员口供保存至今，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和加尼亚孜说审讯人员牙生“在旁边提（示），我就照他所说的来说，但说到结果，我所说的话，还不够他所提（示）的百分之十”，杜重远供称，“我决非托派，硬说我是托派，此系最痛苦者，比受刑还苦。真奇怪，听你们所说，就像比我自己还清楚”。
　　盛世才对待公安管理处的态度也与斯大林对待克格勃如出一辙。在他培养的新人熟悉业务后，就借各种名义将有苏联背景的人员逮捕、驱逐，并不断清洗旧人代以新人。边务处长陈培生、公安管理处副处长库尔班·尼亚孜甚至成为1940年“三大阴谋集团暴动案”的主犯，和牙生等工作人员一道被逮捕，除陈之外都死于狱中。

　　盛督办的崛起

　　盛世才于1895年出生于辽宁开原，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成为马克思的信徒。他从左派留学生变成赳赳武夫，继而在边疆登上权力宝座，有三位贵人助益良多。
　　第一位是奉军将领郭松龄。1919年，盛世才回国参加五四运动，之后投笔从戎进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受训，并得到担任战术教官的同乡郭松龄赏识。毕业之后，他追随郭氏回到东北，成为张作霖奉军的一名排长。
　　郭松龄被奉军少帅张学良倚为腹心，飞黄腾达，盛世才也因此备受重用，曾担任奉军代表与孙传芳、刘湘等军阀相周旋，并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在此期间，盛世才还迎娶了邱宗浚次女、被郭松龄认做干女儿的邱毓芳，使双方关系更进一层。
  　　1925年，郭松龄因不满张作霖而发动兵变，旋即兵败身死。回国参与兵变的盛世才虽然幸免于难，却被张作霖停发留学官费，生活陷入困顿。他向蒋介石、贺耀祖等南方将领求助得以完成学业，因而进入国民革命军任职，但始终担任幕僚职务，郁郁不得志。盛世才常向友人表示，只有到边疆才能施展抱负，最好能找一位无子的蒙古王爷拜为义父，待其死后继承部属，创造一番事业。
　　就在这段时间，新疆局势剧变。1928年7月，统治新疆17年的杨增新遇刺身亡，继任的省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治政无方，致使哈密军民冲突演变为战乱，久久不能平息。1930年，新疆省政府秘书长鲁效祖前往南京接洽公务，寻觅军事人才。他是盛世才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
　　曾任新疆省主席的包尔汉回忆，盛世才“讲话时有点口吃，从眼神上反映出他对谈话对手的深入观察，似乎要从你的内心挖出你想的是什么”。盛世才面见鲁效祖时，也许就是靠着这种本领打动对方。当金树仁告诉鲁效祖不需要日本陆大毕业的高级军事人才后，鲁氏仍向盛世才表示“且随我去，我有饭吃，你便有饭吃”，硬是将他带到了新疆。
　　入疆之初，盛世才还是担任参谋、教官等闲职。1931年5月，驻扎在甘肃肃州的新编第36师师长马仲英率领其所部500余人进入新疆，会合哈密暴动武装接连攻克哈密回城、新城和镇西县城，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为之震动。鲁效祖奉命担任东路剿匪总司令前往征讨，并调来盛世才担任其参谋长。
　　20岁的马仲英便是盛世才人生中的第三位贵人，只是“相助”的方式和前两位大不相同。马仲英第一次入疆很快以负伤返回甘肃告终，但哈密暴动武装却在其部将马赫英等人的协助下打起了游击战，使省军疲于奔命，也给了盛世才崭露头角的机会——金树仁害怕带兵将领形成势力，一年内两度更换东路剿匪总司令，反而使盛世才成为最熟悉前线情况的将领，加上他作战注意扬长避短，常处于不败之地，终于在1932年夏接任东路剿匪总司令。
　　1932年下半年，反金暴动蔓延到南疆，全省59个县中超过40个都脱离了金树仁的控制。1933年1月马仲英第二次率部进入新疆时，省会迪化更被马部以游击战围困，戒严达46天，靠盛世才回师才将马部驱逐到吐鲁番一带。
　　马仲英上一次入疆使盛世才成为统兵大将，这一次则为盛世才登上督办宝座创造契机。1933年4月12日，对金树仁深为不满的少壮派官员陶明樾（迪化县长）、李笑天（航空学校校长）、陈中（督办公署参谋），串联“归化军”和东北义勇军发动兵变。僵持之际，盛世才宣布参加兵变，进军迪化，金树仁因此倒台。
　　“归化军”是流亡白俄组成的部队，东北义勇军则是“九一八事变”后退入苏联又被遣送到新疆的抗日队伍。盛世才用金钱换取了“归化军”的拥戴，又以同乡关系和“打通东路回关内”的口号，博得东北义勇军的信任。陶、李、陈三人推举教育厅长刘文龙担任省政府临时维持会主席主持政务，东北义勇军将领郑润成担任边防督办主持军事，但在郑氏的谦让和“归化军”将领的鼓噪下，盛世才得以出任边防督办。
　　1933年5月，暴动武装首领和加尼亚孜与新政府秘密谈和，率部脱离马仲英。6月，向东接应和部的盛世才军与向西推进弥补防线的马仲英军在焉耆县紫泥泉正面遭遇。这是盛马二人第一次当面对决。
　　双方兵力均为7000余人，盛世才以来自绿林武装、枪法精准的东北义勇军刘万奎部配属一队钢甲车和两连机关枪抢占前进阵地，诱使马仲英前来进攻，待其阵形突出时以“归化军”、东北义勇军两翼包抄，一举将马部击溃，战场遗尸600多具，缴获枪支1000多支。
　　这一次，马仲英不但送给盛世才一个大捷，还附带一个更重要的礼物——马部电台人员，精通电码破译的日本人大西忠被盛部俘虏。
　　盛世才出战前一天，南京国民政府派来的新疆宣慰使黄慕松抵达迪化，联络刘文龙、马仲英和伊犁镇守使张培元等人号召和谈，抛出废除督办公署的意见，大有平息战乱接管新疆的态势。盛世才俘获大西忠后，不仅利用他的身份宣传马仲英是受日本特务指使入疆作乱以抢占舆论制高点，还使用其特长破获了黄慕松与南京之间的往来电文，将各方动态掌握在手中。
　　1933年6月25日，盛世才突然从前线返回迪化，以召开会议为名，当场将替黄慕松进行联络活动的陶明樾、李笑天、陈中三人拉到后院枪决。黄慕松目瞪口呆，第二天就匆匆离开。
　　黄慕松虽然离去，马仲英却和张培元结成同盟，东西呼应出兵，在达坂城击败盛世才后再度包围迪化。盛世才急忙派人向苏联方面请求支援，或许是盛世才“马列信徒”的自我表白和对大西忠“日本特务”身份的宣传起了作用，或许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承诺，苏联抛弃了争取支持的马仲英，选择了盛世才。
　　1934年1月，苏联红军假借“归化军”名义进入新疆，将盛世才的对手一一击败。在此期间，马仲英最后一次发挥了他的贵人作用——他没有逃回甘肃，而是前往南疆。苏联红军紧随其后，将当地割据势力一一荡平，移交省方。无路可逃的马仲英被迫投降，本人前往苏联“学习”，最后不知所终。
　　最终，盛世才登上了“新疆王”的宝座，在苏联援助下“建设新新疆”的同时，也打开了大清洗的地狱之门。

“各民族救星”的陨落

　　1940年兼任省主席前，盛世才在新疆只有“边防督办”一个官方身份，地位却远在接替刘文龙的傀儡省主席李溶之上。在民众心目中，盛世才是“建设新新疆”的领导者、是远在大后方的抗日英雄，每到4月12日“倒金革命纪念日”，大街上会将他与斯大林的画像并列悬挂，视为革命伟人。1934年4月的第二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上还发表《告全疆各族民众书》，号召“集中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拥护全疆各民族的救星盛督办”。
           中国民间一贯有“枭雄多疑”的看法，盛世才是最好的例子。他怀疑所有人，无论是新疆旧官僚、“归化军”和东北义勇军军官还是苏联和中共干部，都是他监控和清洗的对象，甚至连他亲自邀请来新疆的老朋友也不放过。对苏联人，他更是明里亲善，暗中提防。早在1937年，盛世才便向苏联控告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是英国间谍，使其被召回处决。
　　盛世才出任边防督办之后，许多亲属前来投奔，除了邱宗浚、邱毓熊父子，还有妹夫彭吉元担任财政厅长，连襟汪鸿藻担任督办公署参谋长。这些人虽然也受到监视，还要逐日填写行止向盛世才汇报，毕竟逃过历次阴谋暴动案的罗织。被苏联派到新疆工作、并与盛世才妹妹结婚的共青团创始人俞秀松就没那么幸运。1937年12月，俞秀松被从苏联经新疆回国的王明定为托派匪徒，盛世才将其逮捕下狱，继而转送苏联处决。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战局不利的苏联停止对新疆的经济援助，还要求盛世才以实物提前偿还债务。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国民政府的抗战危局得到缓解，腾出手来解决新疆这个大后方问题。莫斯科和重庆对新疆的关注和控制能力此消彼长，迫使盛世才开始考虑转变立场。
　　这件事因一场血案陡然加速。1942年3月19日，省政府南花园响起枪声，盛世才四弟、新疆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中枪身亡，死因众说纷纭。但盛世才迅速将血案变成了向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表态的机会。经过一番侦讯，盛世才宣布凶手是盛世骐妻子陈秀英，背后指使者则是督办公署的苏联军事顾问拉托夫和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这是一起旨在“推翻新疆六大政策，建立脱离中国的伪政权”的阴谋暴动案，并以此为由逮捕嫌犯656人。在公安管理处的熟练操作下，陈秀英甚至供述“倘能蒙政府及督办念我是受人欺骗、压迫而做出杀害亲夫之事，能够免予处死刑，我当能照料好子女，孝顺公婆。一俟子女长大成人，我当偕他们决心刺杀拉托夫和巴库林，以报仇恨”。
　　国民政府立即做出回应。4月中旬，蒋介石召见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邀请盛世才到重庆会晤。盛世才则派出五弟盛世骥前往接洽。7月，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到新疆视察，并带来蒋介石亲笔信，许诺“吾弟之事业即为中正之事业，故中正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8月，蒋夫人宋美龄亲临迪化，向随访的各国记者表示“中央坚决相信盛氏，将来新疆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
　　得到国民政府表态的盛世才终于决定转向。9月间，在盛世才的要求下，苏联驻新疆的顾问、专家和军队陆续撤离。随后，盛世才即以盛世骐案的名义将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和毛泽民等中共干部逮捕入狱，并邀请重庆方面派员前来审讯。
　　1943年初，盛世才被任命兼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及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表面上，这是国民政府对盛世才反苏反共举措的嘉奖，但实际却是进一步掌控新疆的手段。有了省党部，重庆方面堂而皇之的派来了书记长黄如今和一批工作人员，接管广播电台和新疆日报社等宣传喉舌，并在各县发展党员。设了副长官部，第8战区所属部队也源源开入，控制了进出新疆的大门星星峡。
　　随着国民政府的渗透日益加深，盛世才再次感受到威胁，于是重施故技，制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起“阴谋暴动案”。1944年8月，盛世才以“共产党奸细”的名义，将黄如今和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100多名有重庆背景的干部逮捕。但蒋介石并不吃这一套。事变次日，驻甘肃、新疆的国民党军便开始动员，接替苏联红军进驻哈密的新45师第3团星夜奔赴迪化城下，空军也在酒泉集中准备入疆。8月29日，国民政府径直下令，任盛世才为农林部长，并派中统特务首脑徐恩曾前往迪化“请”他上任。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登上专机飞赴重庆。
　　盛世才为了登上“新疆王”宝座用尽手段，垮台却和前任金树仁一样利落。但是，农林部长的位子还没有坐热，《新疆全体民众讨盛檄文》已经通电全国，《盛世才祸新纪略》也在重庆四处散发，控诉乃至寻仇的言论不绝于耳，盛世才只能在家办公。抗战胜利前夕，盛世才在国民党六大上备受攻击，靠蒋介石一句“归还新疆有功”才侥幸过关。国共战争期间，他先后在西北、武汉两个行辕担任总参议的闲职。
　　盛世才深知，新疆民众对他恨之入骨，苏联和中共更不会放过他，只有跟随蒋介石才有活路。早在1948年12月，他便带全家前往台湾居住，并不断写信要岳父邱宗浚来台相聚，等来的却是噩耗和对他的再度声讨。
　　由于这个教训，盛世才在台湾继续深居简出，不仅躲避新疆来客，也不参加任何东北同乡活动，家属甚至改名换姓以求避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请他做口述历史也敬谢不敏，只为当年友人对他的回忆，发表过几篇反驳文章。
　　1970年7月13日，盛世才因脑溢血死于台北。蒋介石为他签署了一张“旌忠状”，说他“忠贞为国”。也许，未使新疆成为别国领土，是盛世才唯一值得铭记的功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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